中央苏区距宁都仅数十里，刘伯坚在苏区担任中革军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他本人在第26路军赫赫有名，与赵博生等人又是老关系，赵博生要联系党，不需要跑到那么远的大上海去寻找，对这个问题，本书下面还要具体讲到。当时还不是党员的董振堂在报告中说：“同时以第73旅学兵连作基干，到9、10月份党组织迅速发展，建立了两个支部。”第73旅学兵连，连长是李青云，第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兼任教官，这两个人实际上都是与赵博生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

    对此，肖劲光讲得很清楚，“刘伯坚积极做第26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与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赵博生是该军的核心人物，假如没有赵博生动员季振同等握有重兵权的上层军官，带动万余人枪参加红军是不可能的。关于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真正了解情况并属于军事行动核心里面的同志，大多数都在长征或长征之前就牺牲了，生存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寥寥无几，韩振纪就是其中一位。

    赵博生与韩振纪是河北同乡，秉性相投，赵博生对他很信任，经常对他讲一些革命道理。赵博生的言谈话语中充满了新鲜的知识，不止一次讲到“世界大同”，还说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苏联革命的领袖是列宁。赵博生问过韩振纪：“革命到底为什么？”这些都引起韩振纪深刻的思考，使他渐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中。《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

    第26路军进驻江西反共期间，是我的思想急剧转变时期。受到了红军的宣传、标语［影响］，也看到下级部队交上来的各种共产党及红军的革命文件（当时我在第26路军负责保管此类文件），由于工作接近赵博生同志，思想上也受到了赵博生的启发和帮助，我对在旧社会不满而没有办法，现在觉得找到了革命的出路，思想上有了革命的准备。

    韩振纪在晚年曾经对子女讲过，他是最早了解赵博生要“动”的少数人之一。

    在旧军队里，韩振纪没有后台，能办事却不会走门路，几经波折，当了7年普通参谋。这时，孙连仲传过话来，准备调他到上海去参加和蒋介石的谈判，如果说谋个人升官发财，这对韩振纪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马上请赵博生用“称病”这样一种方式推掉了事。赵博生向孙连仲发电报：“振纪有恙，暂留赣医。”韩振纪放弃个人仕途，坚决不跟孙连仲走，从此，赵博生对他更加信任。后来，韩振纪说自己参加革命是“脱了皮鞋换草鞋”，就是指的这么一个过程。

    此后，赵博生常常让韩振纪执行特殊任务。由于韩振纪有着总指挥部参谋的身份，来往各处比较方便，赵博生与几个党员军官之间的联络，很多次是通过韩振纪进行的。赵博生让韩振纪给卢子美（第27师第80旅连长）等人传递的信件不封口，他邀请边章五等进步军官到其住处聚会，也让韩振纪去联系。

    为了准备起义中的宣传工作，赵博生专门给韩振纪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让他抄写、整理苏区报纸上面有关共产党红军的报道文章，以及左派人士的评论文章等，然后秘密送给一些指定的人员。

    当时，韩振纪虽然还不是党员，不了解党内的活动内容，但他作为赵博生直接领导的部下，实际上已经成为宁都起义的准备者及参加者之一。赵博生对他影响很大，他的成长进步是与其分不开的。

    二、联络季振同等握有重兵的人物

    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河北新河县人，也是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生活作风俭朴，为人正派，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董振堂与赵博生最早商定参加红军，起义信心坚决，配合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73旅成为起义骨干部队。

    第25师第74旅旅长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大地主家庭出身，同样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比赵博生、董振堂要晚几届。此人军事能力强，性情豪放，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冯玉祥对他很赏识，曾破格擢升他为卫队团团长、手枪旅旅长，还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他为妻。西北军各旅的大部士兵使用老式的单发毛瑟枪，而季振同的手枪旅则装备精良，士兵每人马枪、短枪、大刀3大件，还装备了不少花机关（冲锋枪），战斗力较为突出。第26路军第74旅就是由以他的手枪旅为主组建的。

    季振同第74旅的主力队伍是第1团，团长黄中岳。黄中岳，河南信阳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西北军宋哲元部供职。后来，季振同把黄中岳请过来，两人结拜为兄弟。黄中岳团辖3个营：1营长卢寿椿，2营长孙士荣，3营长严图阁。

    季、黄对蒋介石、孙连仲、高树勋、李松昆等人严重不满，赵博生很早就了解到这一情况，他认为第74旅军力最强，能不能把该旅争取过来，是全军起义成败的一个关键。赵博生、董振堂两人曾对季振同作了多方面的试探和动员。赵博生交待韩振纪，以转达总指挥部的指示为由，到第26路军各部了解动向，其中去第74旅旅部的次数最多，以随时了解季振同的思想状况。

    据韩振纪回忆：对他到第74旅的动机，季振同也有所察觉，每次见面，都要留他聊上好半天。季振同觉得韩振纪为人正直、可靠，平时不与恶习浊流为伍，看问题有独到见解，两人性情都很爽直，互相聊多了，季振同不把他当作外人，什么话都跟他说，做事不避讳，还带他到处走走看看。就这样，韩振纪就成为赵博生与季振同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络者。

    一次，在宁都城外，季振同正在和卫士们一起打靶，听说韩振纪来了，就连忙叫他也参加。季振同见到韩振纪，便递过来一只手枪。韩振纪一看，是一支比利时制造的M1900式7.65mm勃朗宁手枪，便说：“季旅长，这个不过瘾！”说着，他从身旁士兵的手里取过一支“汉阳造”步枪。这时，天阴沉沉的，还刮着风。韩振纪用一只右手臂平衡举枪瞄准，枪响之后，接着拉枪栓、装弹，动作麻利干脆，又两枪响过，士兵把靶子抬过来，众人一看，三枪全部击中靶心。季振同连连说：“好枪法！”韩振纪对季振同说：“打出一朵花，那才是真本事哩！”季振同举起手枪，向三四十米处的一棵树上连射五枪，众人过去一看，果然，树干上5点弹着痕迹，好似是一朵梅花。

    卫队士兵接着练习射击，季振同和韩振纪在一旁闲聊。季振同说：“水泊梁山好汉都是被逼的！”韩振纪说：“以前有许多事情不明白，到了江西以后就更不明白了。”两人越聊越投机，季振同明确地流露出不满情绪，还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李松昆这熊！大不了搞掉他！”

    韩振纪把这个情况向赵博生作了汇报，对于赵博生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便于联合季、董准备行动，赵博生派韩振纪去向董振堂传达命令，把第73旅调转到城西，靠近第74旅旅部驻地。

    此后，韩振纪多次在赵博生、董振堂与季振同之间传递信件、沟通消息。季振同喜欢打猎，赵博生和董振堂就利用这个机会与季振同到郊外交流思想，进行磋商。他们往往不带卫兵，只让韩振纪一人随行。为了掩人耳目，韩振纪特意带一些猎物回去，送给总指挥部其他军官。在赵博生和董振堂的影响下，季、黄等人渐渐地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

    李青云的报告中讲，地下党组织派他到上海党中央汇报工作，待他回来后，“党中央即调王超到江西各师巡视工作，直到在南昌被捕。”董振堂的报告中也是这样讲的：

    10月底王某（注：王超）回中央报告，走到南昌被捕，供出同志五六名。蒋电示孙连仲查拿，并将王某供词和一切文件由飞机送交孙连仲，恰好此时孙到南京开会，电报文件全落在赵博生同志手中。

    董振堂是第26路军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的这个正式报告应该可靠。后来，也有个别人说王超可能没有叛变，只是把党的机密文件错交给敌人，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断。笔者认为，假如他没有叛变，后来也应当是一位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可就是这个王超，在宁都起义后，又通过某种方式向中央政治保卫局秘密诬告季振同、黄中岳等“密谋反叛”，以后就不知去向，此事十分蹊跷。

    王超是第26路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被捕叛变，没有供出赵博生是共产党员，这只能说明王超并不了解这条“大鱼”的情况。“蒋电”到第26路军司令部时，参谋长赵博生的共产党员身份并未暴露，否则“蒋电”决不会落入他的手里，更不会让他去抓那几位地下党员。如此，“第26路军党组织王超、袁血卒、李肃在宜黄介绍李青云、赵博生二同志入党。”这一说法值得考证。

    总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把“蒋电”交给赵博生，上面又催着要抓人，于是这件事就成为“兵暴”的导火索。赵博生考虑到事不宜迟，立即决定派人去苏区直接与刘伯坚联系，请示举行“兵暴”。赵博生的这一举动更加说明他与苏区刘伯坚的联系是直接的，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对于他来说并不直接。在王超被捕叛变之后，通过蒋介石的电报，赵博生才知道第26路军内有一个受上海党中央领导的党支部，在此之后，两方面开始发生联系。

    当时，第26路军部分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抗日，其中就有季振同，该电文措辞激奋，为此，蒋介石大骂孙连仲。孙又打电报斥责季振同等人一番，把季振同搞得很不安，这就更加增强了赵、董与季的团结。经过赵博生、董振堂两人进一步做工作，季振同即明确表示参加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赵、董、季联名给苏区刘伯坚写了一封信，送信人是第73旅旅部参谋郭如岳。郭如岳在起义后历任红5军团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作战被俘，新中国成立后在甘肃老家务农。与他差不多境况的还有起义的骨干连长卢子美。卢子美在长征中调到红1军团任团长，与国民党军作战被俘后返乡。这两位宁都起义有功者历经坎坷一生，终于先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了老红军的名誉。

    刘伯坚接信后，12月7日于瑞金给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等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该信未讲到起义部队的番号问题。据董振堂的报告中讲：“﹝刘伯坚﹞回信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代表来商。”刘伯坚的回信不仅是一封，在以后公开发表的信中或有略去的部分。刘伯坚信中提到的“山宇”，笔者尚无确切考证。

    按照刘伯坚回复信件的要求，赵博生首先与董振堂商议妥当。12日上午10时，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3人在宁都南山开会，商讨共推革命领袖。据董振堂的报告中讲：“我说：季。博生同志说：季。季说：博生。就共推季振同为革命领袖。”赵博生身为起义的核心指挥者，却在起义后甘居季、董之下，他顾全大局，政治素质是相当高的。季振同的第74旅和董振堂的第73旅是革命起义的主力，赵博生是掌握指挥权的总参谋长，在第26路军很有威望，他们3位配合起来，就有了起义成功的把握。

    董振堂的报告中讲：“派代表两人，我的代表是袁汉澄（血卒）、季的代表是卢寿椿。”李青云的报告中则讲：“季振同派卢寿椿，董振堂派郭如岳，党组织派袁血卒。”据袁血卒本人于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接见了他，还作了指示。

    有材料介绍说：就在行动前夕，季振同嫌番号较小，突然提出将起义推迟。为了坚定季振同参加起义的决心，中革军委才决定将原定红16军的番号改为红5军团，但此类情节，董振堂和李青云的报告中均未提及。在现存档案文献中有一封刘伯坚致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诸同志的信（两封信其中之一），此信虽未写明具体日期，但在信中有“到13号已有8天”之语。该信原文还写道：

    卢同志本晚抵此后，接读来信，使我为中国革命庆祝不已！除与卢同志面商一切请其转达外，我代表中革﹝军﹞委会分别答复如下：

    一、由我转请中革军委会委任季振同同志为工农红军第5集团军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工农红军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工农红军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工农红军第15军军长。（以下略）
    （《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58页）

    刘伯坚在信中确实写着“暴动时间必须在13号拂晓”，要求“季某必须解决中级反动军官”，并就兵力配置、暴动时间及暴动后应注意等项作出具体的指示。在信中，刘伯坚还代拟了起义口号。刘伯坚在写这封信时，他与第26路军往来之间的联系者应只有一人，即为卢寿椿。起义后，卢寿椿曾任红15军的师长，长征前奉命留在苏区，1935年壮烈牺牲。

    李青云的报告摘要：
    ……到苏区接头，以后即接到中央回信，即第26路［军］编为红5军团，请董、赵、季互推首领，尽可能于12月13日暴动。当即推季振同为总指挥。因13日一切还没有准备好，且去南昌运棉衣的亦13号才能到，故延至14日才动作。

    董振堂的报告中讲，他们给刘伯坚写信，接复信后于12日上午前10时，三人在南山开会，派代表去苏区，“回来后当甚满意”，于12日晚八时党内开会，遂决定14日晚7时暴动。

    刘伯坚的信及董振堂、李青云的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58～260页。综合看来，刘伯坚的信与李青云和董振堂的报告在时间、内容上均是一致的。暴动过程迅速、顺畅，没有发生曲折，并不存在季振同嫌番号小、拖延起义时间的问题。况且，那时的红1军团、红3军团各有一两万人，第26路军1.7万人起义，部队编为军团建制是很正常的。董振堂、李青云写上述报告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在所谓“季、黄叛乱事件”，因此，他们不可能都忽略这种类似“动摇”性质的重要情节。李青云起义后曾任红5军团团长、师长和红15军军长，1934年在苏区病故。

    韩振纪对子女回忆，赵博生与刘伯坚互通消息以后，即明确告诉韩振纪，说第26路军马上举行武装起义，参加红军。

    接着，董振堂召开了第73旅连以上军官会，宣布参加红军。季振同、黄中岳召集第74旅全体官兵开大会。当时，季振同、黄中岳两人的口径说是联合红军，北上抗日，与董振堂有所不同。董振堂的报告中讲到了这个情况。季振同在“兵暴”前后，与赵、董等人多次开会，明确参加红军，不是糊涂拉进来的。当时，季振同如此讲法，是基于本部官兵的思想尚未成熟，为了拉队伍时更加稳妥一些。

    赵博生、董振堂最早动用的核心部队是第73旅李青云的学兵连、姚鸿春的特务连、第27师第80旅董俊彦连和卢子美连。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韩振纪按赵博生的指示，与这4位连长有过多次联络来往。

    第26路军辖两个步兵师，其中第25师的3个旅分别被董振堂、季振同和第75旅参谋长边章五掌握，中下级官长也动员了不少。那时，反动的第25师师长李松昆基本被架空，赵博生决定要解决他。当时，第27师师长高树勋不在宁都，该师其他官长昏昏庸庸，无所事事，部队是由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实际掌管的。王鸿章是位早就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军官，洛阳军官学校毕业，是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起义后曾任红军师长，打仗勇敢，身先士卒，立有战功，在南雄、水口战斗中牺牲。

    1957年，韩振纪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当时，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到莫斯科，在一次闲聊时，刘亚楼问起韩振纪，边章五参加宁都起义是不是随大流过来的？韩振纪说：“边章五手里差不多有1个旅的兵力，若是靠起义当天现拉，恐怕办不到，赵博生也不会冒这个险！”韩振纪讲话直来直去，空军司令也没有再说什么。

    边章五，1900年生，河北束鹿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为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1954年病逝。

    在准备起义的整个过程中，韩振纪一直按照赵博生的指示行动。《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

    起义前赵博生同志将驻宁都各团均进行检阅，并对士兵讲些革命道理，派我到军营了解舆论情况向他报告，宁都暴动时曾派我到第27师监视部队动态。

    韩振纪对子女回忆，千钧一发之际，赵博生派他把几万现大洋的军饷送往季振同的第74旅旅部。当时，局势险恶，路上常有土匪出没，韩振纪坚决执行命令，武装押运，冒着极大风险，带领挑夫，连夜圆满地完成任务。
赵博生指示把从广昌得到的物资运至季振同第74旅，并将第26路军总指挥部也搬到了第74旅旅部。这样，赵博生的地位由指挥季振同改变为接受季振同的指挥。上述这些行动，都对坚定季振同起义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行动需要，赵博生始终仍以第26路军参谋长对各部发布号令，在正式宣布起义成功之前，他仍然是这支部队的核心。

    为使起义顺利成功，刘伯坚、左权等携带电台，前往距离宁都五六十里的固厚圩直接指挥。其间，起义部队代表与之联络，并接受指示。红4军第12师奉命进至宁都、广昌之间地区钳制国民党第6路军，配合第26路军起义行动。

    韩振纪曾回忆，在起义前夕，为了麻痹孙连仲等反动将领，红军曾派出部队进攻了一下，第26路军也派出少量部队出宁都城外，与之进行了短暂接触后即退回，双方都按兵不动。红军出动的是红12师陈光部，第26路军方面是董振堂第73旅第2营的两个连，时间为12月13日午前7时。（见《红12师陈光、赐凡的一封信》《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第261～262页）

    三、下达起义口令“解放”

    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和季振同、董振堂商议后下达命令：第74旅2团守宁都城；第73旅学兵连、第74旅1团特务排及总指挥部特务营控制各部电台、各要害部门及交通要道；第74旅1团1营包围第25师李松昆师部，3营包围总指挥部。

    那天，恰好有个孙连仲当兵时的老伍正(清末民初陆军士兵军衔设正兵、一等兵、二等兵，编制6人为1伍，伍正相当战斗小组长)来部探望。傍晚7时（亦说17时），赵博生以为其接风为名，召集团以上军官到总指挥部吃酒，共有14名旅长、团长参加了宴会。第25师师长李松昆和他的嫡系团长没有接到出席宴会的通知。第27师师长高树勋、第79旅旅长池峰城当时未在宁都城。第80旅旅长施积枢未到任。

    第26路军总指挥部设在宁都县城梅江边的一座天主教堂。宴会就在二楼会议厅举行，周围布置了重兵。

    韩振纪给子女说过，当时他就在第26路军总部起义现场。楼上，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等人与前来参加宴会的团长、旅长们与彼此寒暄着。在楼下，韩振纪带人接待官长们的随从副官。王秉璋(时为季振同的卫士，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带人接待官长们的卫兵。这时，第74旅1团3营营长严图阁率1个连的士兵将总指挥部包围起来。

    晚上将近8时，楼上楼下正喝得热热闹闹，王秉璋带领第74旅的十几个卫士将楼下各部官长的随行人员统统缴械，麻利干脆，没有多大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