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纪立刻走上楼去，手按着腰间的手枪，不离赵博生的左右。按照事先的约定，赵博生知道楼下已解决完毕，就放下手中的酒杯，简短讲明当前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宣布暴动加入红军。此刻，有反动军官说不同意，赵博生一拍桌子，王秉璋和第74旅1团3营的某连长带领20多名士兵冲上2楼。有个士兵突然开了一枪，子弹透过木楼板，打倒了1个军官，顿时，宴会会场大乱。

    这时，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在韩振纪等人的掩护下撤离。紧接着，第74旅1团3营营长严图阁又率兵闯进来，共捉住6个团长、2个旅长（该数字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1932年1月10日《中央苏区红5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

    经过做工作，被捉的军官中又有些人同意参加起义，例如第27师的团长李锦亭等。李锦亭当了红40师师长，以后曾被列入“季、黄叛乱案”的参与者之一，因其离队，未被捕。那个孙连仲的老伍正，行动结束后即被放走了。

    李青云当年给中央的报告叙述起义经过：

    团以上的反动官长大家都不同意，（事先已有规定，听桌子一响，外面同志即进来下手），桌子一响，外面的同志就拿着绳索手枪进来，反动官长见事不对，就想逃跑，被守门的孙步霞、孙芳贵、张博泉等同志迎头几枪，将25师的王参谋长一枪打倒。怕死的反动官长们就躲到墙角、门后、桌子底下战﹝抖﹞作一团，一个个都被捉起。

    李青云是了解起义整个计划的，但据行动安排，他当时未在总部现场。

    从晚8时起，赵博生宣布宁都全城戒严。韩振纪问赵博生今天的新口令是什么？赵博生从韩振纪的手中取过毛笔，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大字。韩振纪接过这个新口令，心情激动极了，他迅速将口令下达各部队，随即全军上下一片欢腾。

    城里要害处均被起义部队控制。第74旅一部控制了宁都城西、南、北门，东门被第73旅一部控制，东大街及小东门被第73旅学兵连李青云控制。为了防止走漏消息，赵博生命令切断了总部所有的电台，其余各部电台均派兵监视，电线割断，出入交通封闭，一切解决顺利。

    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的指挥下，起义各部按计划行动。第75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了第75旅。董振堂带部队控制了第27师第79旅贾团，第27师参谋处长王鸿章及李青云第73旅学兵连、特务连控制了该师师部及所属部队。城外，第74旅1团1营长卢寿椿带领部队赶到第25师师部，由于早些时候总部响枪，该部有些警备，但被包围后，他们也只是勉强抵抗了一下子，很快就被起义部队缴械。师长李松昆见大势已去，越墙跑掉，半路上携1个团的兵力逃走。

    起义部队行动顺利，仅伤亡数人。此外，赵博生还亲自带人活捉了宁都县县长和靖卫团团总。拂晓，宁都城上空飘扬起镰刀铁锤红旗。起义部队的官兵们一起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扯下来扔掉。

    1931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8页）晚，刘伯坚起草，季、董、赵、黄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通过电台向全国宣布：原26路军实行革命暴动，加入红军，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15日晨，各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开往苏区。部队出发之前，遣散了一些不愿参加红军的军官，还给他们每人都发了盘缠。

    进入苏区后，大家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白区大为不同，都十分兴奋。到了固厚圩，村中墙壁上到处贴着“欢迎第26路军的弟兄当红军”的标语，老百姓们还带着鸡、鸭、鱼、肉和粮食来慰劳。此时，韩振纪和大家心情愉快，就像回到家乡一样。

    刘伯坚、左权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前来迎接由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军团，并在当地召开了欢迎大会。红军艺术家李伯钊、钱壮飞和胡底在会上表演节目，受到大家热烈欢迎。后来，韩振纪才知道这3位同志都是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地下工作者。其中，钱壮飞是中央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在大会上，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正式宣布了红5军团的番号并宣读任命书：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注：总指挥一职于1932年底改称为军团长），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董振堂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为第15军军长。

    第26路军参加起义的共有1个总指挥部、2个师直、6个旅直、共有11个整团，1.7万余人。起义部队带着较优良的武器装备，还有8部电台及电台通信技术人员40余人，使中央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宁都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韩振纪经常向家中子女谈起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赵博生同志，他怀念那些参加过宁都起义、后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牺牲的老战友。他要求子女学习先烈们的优良传统，为人民贡献一切，让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孙毅将军著文回忆：

    在10年土地革命过程中，我党曾经领导了多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但是比较起来，宁都起义是代价最小、兵力最大的一次起义。当然，宁都起义的成功，有许多客观的有利条件。例如，部队在大革命时期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加深了这支军队与蒋介石的矛盾，宁都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中，起义便于接应；特别是中央军委和军内党的秘密组织的领导，保证了这次起义的成功。但是，我个人觉得，赵博生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评价的。没有共产党员赵博生处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蒋介石那个一网打尽第26路军内共产党的密电和手令，就可能使第26路军中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就不可思议；没有赵博生在这支军队中享有威望以及他在上层军官中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起义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摘自中国宁都网《纪念宁都起义80周年》2011年）

    参加宁都起义的老同志中，李达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边章五于1950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还有：孙毅、韩振纪、李雪三、王秉璋、孙继先；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有：苏进、鲁瑞林、李化民、熊伯涛、王蕴瑞、赵章成、刘丰、谷广善、徐国珍、王振祥、王谦、张明远、张汝光、张步峰、张松平、李毅、侯世奎、孟庆山、孙润华、郭卓辛、黄德魁、刘放、牛步云、汪洪清等；1961年、1964年晋升少将的有：曹灿章、靳虎、靳来川等。担任国家副部长以上地方领导职务的有：姬鹏飞、黄镇、王幼平、周骏鸣、张永励、刘向三、袁血卒、李廷赞、汪名震等。宁都起义参加者还有冯志湘、王思和、孟谦、陈正峰、王英清、闻述尧、荆振昌、陈士吾、刘光甫、高志中、曹光裕、王肇元、靳子云，乜庭宾，李子惠、谭志刚、郭如岳、潘望峰、卢子美、张惠民、吴生霭等同志。1.7万余将士，绝大多数现无资料、未留下姓名。

    参加宁都起义，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有：董振堂，红5军（原红5军团）军长，1937年1月在红军西路军作战中于甘肃高台牺牲；赵博生，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1933年１月在扼守长源庙战斗中牺牲；李青云，红5军团第15军军长、1933年病故；邓友毅，红5军团第13军参谋长，1933年在福建牺牲；严图阁，湘鄂赣军区司令员，1936年在战斗中负伤逝世；李屏仁，红5军参谋长、1936年甘肃永昌负重伤，自尽；杨焕章，红5军参谋长、甘肃临泽作战牺牲；王鸿章，红5军团第44师师长，1932年7月牺牲；卢寿椿，红5军团第14师师长，1935年春在赣南作战时牺牲；刘振亚，红5军团补充师师长，1935年病故；董俊彦，西路军骑兵师师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赵志奇，红5军团师长（前第26路军少将副官长），1932年牺牲；王怀德，红5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长征中被反动民团杀害；吴正卿，红6军团第17师长，1936年牺牲；鲍德心，红15军参谋长、第1步兵学校训练主任，1934年在中央苏区牺牲；霍海元，红一方面军骑兵师师长，1936年在陕西三边战斗中牺牲；王树亚，红5军团第13军第39师师长，1933年2月底，在黄陂战斗中牺牲；罗忠毅，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1941年11月在苏南牺牲；王广建，红5军团第13军第39师师长，1933年2月底在黄陂战斗后牺牲；袁良惠，红5军团第33师师长，长征中牺牲；孙大安，红5军团师长，1932年建黎泰战斗中失踪、烈士,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宋奇峰，红5军团供给部部长，1934年在江西牺牲；刘培基，红5军师参谋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彭德轩，红5军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李剑平，红1军团第3军第9师参谋长，1933年牺牲；陈仪〔义？〕厚，中央苏区卫生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牺牲；张卿云，红四方面军第88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3月在甘肃肃南县祁连山石窝附近战斗中牺牲；张静，红5军团第34师团长，1934年12月在湘江战役中牺牲；谭凤呜，红5军团某团团长，后牺牲；王占元，红5军团某团副团长，1932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王占彪，红5军团某团副团长，牺牲；王振铎，红5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1935年春部队突围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王铭五，红5军团某团团长，1933年10月，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牺牲；徐志贞，红5军特务团团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县作战时牺牲；边延赞，红5军司令部科长，1937年春在甘肃张掖负伤被捕，后英勇就义；吕杰，红9军某团参谋长，1937年春在甘肃临泽战斗牺牲；刘德明，决死2纵兼晋西北军区8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牺牲；孙步霞，红5军团某团团长，1932年3月在水口战斗中牺牲；杨刚，军委机要副科长，红军渡金沙江时牺牲；杨春华，红5军团第13师卫生部部长，长征中牺牲；杨统升，红5军团第13军某团团长，1932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李肃，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队支部书记，1937年病故；李连祥，红5军某团团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作战牺牲；张国栋，红5军团无线电队长，1935年3月牺牲；张振山，红军特务团团长，1937年在延安遇飞机轰炸牺牲；罗亚民，红一方面军特派员，在作战中牺牲；海凤阁，八路军总部通讯科科长，1942年5月在反“扫荡”中牺牲；陈英琦，红5军团无线电队长，长征行军中牺牲；罗亚平，红5军团机要科科长，在反“围剿”战斗中牺牲；徐达月，红5军团第13师某团团长，1934年3月在福建泰宁新桥战斗牺牲；高永祥，晋绥2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7月在山西五寨凤凰山战斗牺牲；郭醉北，红5军供给部军需科长，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作战牺牲；黄思彦，红5军团第13师宣传科长、红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3月甘肃临泽作战牺牲；黄彦斌，红军教导师第3团团长，1937年病故；周凯东，太行7分区团长，1943年牺牲；云宗连，军委干部团连长，长征中过泸定桥时牺牲；张惠民，离队回家，后任国军第10军第3师第9团团长，血战常德牺牲；

    被错杀的除了下文还要详细讲到的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朱冠甫等同志之外，还有：李彩云，西路军骑兵师参谋长，1937年7月返回延安途中被错杀，1945年平反；曹树良，主力红军长征后，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任湘粤赣游击第1支队队长，1937年冬在江西莲花被错杀，新中国成立后平反；崔建勋，1936年8月随红9军团编入左路军，任红32军某团团长，1936年冬被错杀，1945年平反。

    宁都起义后，孙连仲余部一度恢复第26路军番号，后被编为第42军，参与对苏区的“围剿”，抗战后编为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会战中，孙连仲率第2集团军及其部下张自忠军长、池峰城师长等老西北军官兵战胜日军，发挥了关键作用。孙连仲曾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孙连仲率部进攻解放区，遭受沉重打击，其属下新8军高树勋部起义。孙连仲到台湾当了“总统府战略顾问”，1990年病逝，享年9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