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能否科学地分析现状感到绝望，不要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含义。(p.46)

    重复现代反动哲学家的手法：把整个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看作“形而上学”，把通向宗教的阶梯称为“经验主义”。排除科学中的规律，事实上只能是偷运宗教的规律。(p.49)

    在一切都突飞猛进的今天，要获得名学者的声誉，要使自己的著作得到正式承认，那就要用一两个“康德式的”定义来证明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那就要消灭马克思主义，援引几千个欧洲教授的姓名和著作，向读者和听众说明，马克思主义甚至不值一驳；那就要把任何科学规律一概抛弃，为宗教规律扫清场地；那就要把堆积如山的所谓有高度学术水平的破烂和垃圾塞进青年学生的头脑。(p.55-56)

    论工人运动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巧妙地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扩大群众的集体行动的广度，其中每一个行动单独来看，有的是进攻性的，有的是防御性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将导向愈来愈深刻、愈来愈坚决的冲突。(p.59)

    工人知道，他们善于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并且不论过去和将来，都力求通过不断改变运动形式来普遍提高运动的水平。(p.60)

    左派民粹派在美化资产阶级
    巴特拉克先生拿德国作例子。说“中小”农户应当算作“劳动”农户（舌头是没有骨头的，把什么样的人叫作“劳动”业主都行！）。(p.63)

    难道这里使用的“劳动业主”这种愚蠢的字眼，不是在掩盖无产阶级（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吗？？难道使用这种字眼，不是在偷运资产阶级的理论吗？？(p.63-64)

    “劳动农户”这个好听的字眼是用来欺骗工人的，它隐瞒了买卖劳动力的材料。
    “劳动农户”的理论家们是资产阶级派来掩盖关于雇佣劳动材料的。(p.64)
    “劳动农户”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一种欺骗，其手法之一就是隐瞒买卖劳动力的材料。（p.65）
    小业主有两个灵魂：无产阶级的和“业主的”。(p.65)

    关于民族政策问题
    《公民》杂志上所引用的“一个来自基辅的俄罗斯人”的反映：

    “我们的生活气氛窒息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阴谋的低语，到处都是嗜血的渴望，到处都有告密的臭气，到处都有憎恨，到处都有怨声，到处都有呻吟。”

    ……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更确切些说，令人可笑，更令人感到……严重！
    为什么这种气氛笼罩着我国？为什么这种气氛能够笼罩我国？这完全是因为我国实际上正处于一种遮遮掩掩的国内战争状态。有些人极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有些人想用一块罩单把这种现象遮盖起来。我国的自由派，无论是进步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特别喜欢用几乎完全是“立宪的”理论的破布条来缝制这种罩单。(p.66-67)

    政府不是在管理，而是在战斗。（p.67）

    或者是坚决地而且不只是在口头上“清算”这个阶级，或者是承认俄国整个政策中的“大暴行”气氛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消除的。或者是容忍这种政策，或者是支持人民的、群众的、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反对这种政策的运动。二者必居其一，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p.67-68)

    无论挪威或者瑞典，都属于比俄国文明得多的国家，—— 顺便提一句，这正是因为它们能够民主地运用民族“政治自决”的原则。断绝强制的联系也就是加强自愿的经济联系，加强文化联系，加强这两个在语言和其他方面十分接近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的关系。(p.71)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主张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分立主义，我们深信，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能有效得多地完成促使经济进步的任务，完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但是我们珍视的只是自愿的联系，而决不是强制的联系。凡是我们看到存在着民族间的强制的联系的地方，虽然我们决不宣传每个民族一定要分离，但是我们无条件地、坚决地维护每个民族的政治自决的权利，即分离的权利。
维护、宣传、承认这种权利，就是维护民族平等，就是不承认强制的联系，就是反对任何民族的任何国家特权，就是培养各民族工人的充分的阶级团结精神。
取消强制的、封建的和军事的联系，代之以自愿的联系，才有利于各民族工人的阶级团结。(p.72)

    英国的宪法危机 
    真正的阶级统治过去和现在都是在议会之外。(p.77) 

    统  一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p.81)

    民 族 平 等
    对“异族人”的压迫，是一根棍子两个头。一头打击“异族人”，另一头打击俄罗斯民族。(p.91)

    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
    事实上，在大批农民继续极端贫困和备受盘剥的情况下，这些进步只能使他们的处境更加恶化，只能增加危机的必然性，扩大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同野蛮的、中世纪的、亚洲式的“冬季雇工制”之间的矛盾。(p.96)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
    维•格•别林斯基是早在农奴制时代出现的、我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完全取代贵族的先驱者。他那封总结了自己文学活动的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信》，是未经书报检查的民主主义报刊发表的、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之一。(p.98-99)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露自由派叛变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至今仍为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所痛恨。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判者。(p.99)

    这种“协助”自由派的策略，事实上就等于让工人依赖自由派，事实上这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反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保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危机中的独立性，努力使危机发展到顶点，揭露自由派的叛变行为，教育和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村小资产阶级）来反击这种叛变行为。(p.105)

    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先进工人、所有觉悟工人自己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去掉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生活在一起，小资产阶级因破产而不断向无产阶级队伍输送新成员。(p.106)

    工人运动的那些神经衰弱的知识分子朋友，竭力躲避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并且到处叫喊和号召要避免内部斗争，他们是给工人运动帮倒忙。他们都是些善良的然而是空虚的人，他们的叫喊也都是空虚的。(p.106)

    我 们 的 任 务
    行会的闭关自守、劳动贵族的出现及其同群众的分离，都意味着使无产者思想钝化，沦为牛马，使他们变成庸俗的小市民和可怜的奴仆，意味着失去无产者解放的一切希望。(p.109)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哪些东西是不应该摹仿的
    这里正表现出美国资产阶级“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不坚定的社会党人的手法，也表现出德国机会主义为了讨好“温和”可爱的民主派资产阶级而放弃社会主义的手法。(p.112)

    他们这种背弃社会主义的奴才相使他们自己蒙受耻辱，而他们却以耻为荣。(p.113)

    书  评
    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p.117)

    思想史就是思想的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的斗争史。(p;117)

    《马克思主义和取消主义》文集的结束语
    对社会思潮必须作出社会经济的即阶级的说明。(p.123)

    “非派别性”这个愚蠢的字眼可以迷惑不会思考和什么也没有学到的人，给了庸人们很大的方便，他们多么喜欢这个字眼呀！(p.125)

    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必然与小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产阶级在工人政党形成时期总要经历一个时间或长或短、程度或深或浅的在思想和政治上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时期。这种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共同的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内由于历史和经济特点的不同而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p.126)

    再论政治危机
    任何政治危机，不管其结局如何，都会带来好处，这是因为它能使隐蔽的事物变为明显的事物，暴露政治上起作用的力量，揭穿各种欺骗和自我欺骗以及空谈和幻影，明显地展示“事物的真相”，并且可以说是强迫印入人们的头脑。(p.136)

    我们应当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办法。(p.138)

    少来点自我欺骗会对人民更好些。(p.138)

    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
    所有这些形式的机会主义不仅有思想的联系，而且还有人员的联系，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p.141)

    谁要是象健忘的伊万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是有觉悟的工人。俄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最落后、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工人的群众运动中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一翼，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p.141)

    “庄园主邻居”
    有些成语往往可以极其准确地表达出相当复杂的现象的本质。(p.146)

    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
    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农奴主就愈拼命地试图镇压或瓦解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瓦解，这两种方法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都经常采用，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用这种方法，时而采用那种方法。(p.152)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动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治或独立”等等利益的借口下鼓吹分化瓦解无产阶级。(p.152)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就等于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而且这种要求又经常是同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不能容忍这种要求，因为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p.153)

    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
    在市场上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喊得最凶、发誓最狠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p.159)

    论左派民粹派
    在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农业中的一切小业主必然日益被卷入交换，并且依赖市场，不仅依赖当地的和本国的市场，而且依赖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每一天的发展，新建的每一俄里铁路，每一个刚刚离开农村到城市或者到工厂“谋生”的劳动者，每一部新的农业机器，总之，可以说世界经济生活每前进一步都把最偏僻的地方转入了交换。日常看到的亿万种现象证明，这种交换经济，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正毫无例外地在世界各个角落和一切国家发展着。这是因为交换经济和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同样是对每个农村、每个“手工业”行业进行的亿万次日常经济观察所证实的现象。显然，处于这种世界经济环境里的农民就是商品生产者，他们日益依赖市场，以便出卖自己的产品，购买劳动工具和消费品，雇用工人或者自己受雇当工人。在这种情况，既然存在着土地私有制，那么，买卖和抵押土地的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p.161-162)

    论两条道路
    阿恩写道：
    “《光线报》把自己的策略和改良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执行改良的方针。《真理报》把自己的策略和‘急风暴雨’联系在一起，执行破坏的方针。”
    于是阿恩得出结论说：应该把这两个策略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完全要不得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p.169)

    俄国的道路，俄国发展的性质和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是由社会力量的对比、阶级斗争的合力决定的。(p.169)

    所谓改良，就是不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变革。而性质相反的变革就叫作“急风暴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利益要求只实行改良，因为资产阶级害怕“急风暴雨”更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旧的农奴制的机构（官僚制度、两院制等等）来抵御工人。(p.170)

    真理派“执行急风暴雨即破坏的方针”（用阿恩的说法），同时没有放过（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任何一个真正的改良和局部改善的微小机会，又向群众解释改良主义的虚伪性。这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p.171-172)

    图 快 出 丑
    修正主义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修订”，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p.191)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
    所谓“派别活动”，就是名义上统一（在口头上大家都是在一党内），而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行动上各个集团都是独立的，彼此进行谈判和协商，象是主权国家）。(p.198)

    论民族自决权
    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p.224-225)

    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p.225)

    如果我们要懂得民族自决的意义，不是去玩弄法律上的定义，“杜撰”抽象的定义，而是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那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p.225）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p.229)

    当然，这两个时代(按:指“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和“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在一起；同时各个国家在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方面仍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着手考察某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p.230)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现代国家无疑具有共同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共同的发展规律。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所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比。（p.233）

    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在其他问题上也一样），只是在一定的方向上支持资产阶级，而永远不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一致。工人阶级只是为了民族和睦（这是资产阶级不能完全做到的，只有在完全民主化的时候才能实现），为了平等，为了创造最好的阶级斗争环境，才支持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恰恰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实际主义才提出了民族问题上的原则性政策，始终只是有条件地支持资产阶级。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这就叫作“实际”。无产阶级反对任何特权，反对任何特殊。要无产阶级讲“实际主义”，就等于迁就资产阶级，陷入机会主义。(P.238)

    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究竟是以该民族分离还是以该民族取得同其他民族平等的地位而告终，这在理论上是不能预先担保的；无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要保证本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认为重要的，是阻碍这种发展，把无产阶级发展的任务推到“本”民族的任务后面去。(p.238)

    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p.238-239)

    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某项要求是否“能实现”，—— 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而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p.239)

    在每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看来，无产者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全部任务都是“不实际的”，因为无产者仇视任何民族主义，而要求“抽象的”平等，要求根本取消任何特权。
无产阶级反对这种实际主义。它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同时又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实际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只是盲从资产阶级要求的口号。(p.239)

    工人看重在原则上划清两种倾向。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p.240)

    如果我们不提出和不宣传分离权的口号，那就不仅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而且是帮助了压迫民族的封建主和专制制度。(p.240)

    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p.240)

    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分离权；从消除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和任何特殊地位着眼，来评价每一个关于分离的具体问题。(p.241)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能不能获得解放呢？不能。(p.241)

    我们不能保证民族的发展一定要经过某条道路，我们要经过一切可能的道路走向我们的阶级目标。(p.241)

    对于上述的以及一切与此类似的论据的最好检验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各阶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必须进行这种检验。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必须考察各阶级彼此对于这一条文的态度。(p.243)

    科科什金先生硬要我们相信，承认分离权就会增加“国家瓦解”的危险。这是遵循“抓走和不准”这一格言的警察梅姆列佐夫的观点。而从一般民主派观点来看，恰巧相反，承认分离权就会减少“国家瓦解”的危险。(p.250)

    指责拥护自决自由即分离自由的人是在鼓励分立主义，正象指责拥护离婚自由的人是在鼓励破坏家庭关系一样愚蠢，一样虚伪。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只有拥护资产阶级婚姻所赖以维持的特权和买卖性的人，才会反对离婚自由，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否认民族自决即民族分离自由，只能意味着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和警察的治国方式，而损害民主的治国方式。(p.251)

    工人阶级及其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利益，要求各民族的工人最充分最紧密地团结一致，要求反击任何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所以社会民主党如果否认自决权，即否认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或支持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所提出的一切民族要求，都会背离无产阶级政策的任务，而使工人服从于资产阶级政策。(p.252)

    在任何情况下，雇佣工人仍是剥削的对象，因此，反对剥削的斗争要有成效，无产阶级就必须不依赖民族主义，必须在各民族资产阶级争霸的斗争中保持所谓完全中立。任何民族的无产阶级只要稍微拥护“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都必然会引起另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对它的不信任，都会削弱各民族工人之间的阶级团结，都会把工人拆散而使资产阶级称快。否认自决权或分离权，在实践上就必然是拥护统治民族的特权。(p.253)

    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p.261)

    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理论同忽视民族运动的观点却有天壤之别。(p.265)

    从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中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工人阶级是最不会把民族问题当作偶像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一定就唤起一切民族都来争取独立生活。可是，既然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产生了，那么回避它，拒绝支持其中的进步成分，这在事实上就是陷入民族主义偏见，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是“模范民族”（我们再补充一句，或者是享有建立国家特权的民族）。(p.266)

    恩格斯在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０日的信里指出“英国工人中间有仇恨爱尔兰人的心理”，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４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又写道：“从爱尔兰到俄国只有一步之差（ｉｌｎｙａｑｕｕｎｐａｓ）……从爱尔兰历史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民族奴役其他民族，那对它自己来说该是多么的不幸。英国的一切卑鄙现象都可以从爱尔兰领地找到它们的根源。”(p.267)

    马克思并没有把民族运动看作绝对的东西，他知道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使一切民族得到完全的解放。(p.269-270)

    只要爱尔兰还没有摆脱英国的压迫，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得到解放。英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爱尔兰来站稳脚跟并取得养料（也象俄国的反动势力靠奴役许多民族来取得养料一样！）。(p.270)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政策提供了各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民族运动的伟大范例。这种范例至今还具有巨大的意义，它警告人们要预防世界各国、各种肤色、使用各种语言的市侩们所犯的“奴仆式的急性病”，这些人匆匆忙忙认定，改变某一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用暴力和特权所确定的疆界是“空想”。(p.271-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