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  第26卷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第二国际（１８８９—１９１４年）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这种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国际中事实上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对于它的资产阶级性和危险性，世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早就指出过了。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第二国际的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①；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机会主义的国际机关刊物之一，早已站在民族主义自由派立场上的德国《社会主义月刊》，现在正在为自己战胜欧洲社会主义而欢欣鼓舞，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中派”，事实上已经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举手投降了。未来的国际的任务，应当是坚决彻底地抛开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一资产阶级派别。(p.2-5)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４８７页。

    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
    对社会党人来说，最严重的灾祸不是战争，——我们始终拥护“一切被压迫者为了赢得他们自己的祖国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而是当今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的叛变，当今的国际的破产。（p.8）

    当今的欧洲国际的破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即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破产。(p.9)

    所谓的“中派”＝机会主义者的奴仆。(p.11)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所谓“和平的”）历史时代的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于近几年在国际中取得了实际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者早就在为这一破产准备条件了：他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及其在一定时机转变为国内战争的必然性，而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在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而忽视或否定《共产党宣言》中早已阐明的一条社会主义的基本真理，即工人没有祖国；他们在同军国主义的斗争中局限于感伤主义的小市民观点，而不承认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必须以革命战争来反对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把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变成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而忘记了在危机时代必须有秘密的组织形式和鼓动形式。(p.16-17)

    就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报告《论社会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所作的发言
    考茨基在他的《论战争》一文中竟然认为人人都有理，说所有的人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主观上都认为自己处在危险中，主观上都认为自己的生存权利遭到了践踏。当然，从一时的心境，从人之常情来看，法国人有这种情绪是比较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比较值得同情的，但是社会党人毕竟不能只根据对进攻的恐惧来谈问题，所以应当坦率地说，在法国人的行为中，沙文主义要多于社会主义。(p.21)

    目前的战争根本不是以这次或那次进攻为转移的偶然现象，它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全部条件酿成的。这场战争早就被预测到了，而这种预测正是根据这些条件的组合，根据这种发展的路线作出的。(p.21)

    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同自己国家的沙文主义狂热作斗争，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p.21)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就不应当参与维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格局，而应当参与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格局。而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通过自己可靠的直觉是一定能理解这一点的。(p.21)

    现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利用最坏的、同时也是最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进行投机。....我们的任务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把民族战争——假的民族战争变成无产阶级同统治阶级的决战。(p.21_22)

    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种转变正是当前的战争灾难的所有客观条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有在这方面进行经常不断的宣传和鼓动，工人政党才能履行它们在巴塞尔承担的义务。
    只有这样的策略才会成为工人阶级适应新历史时期各种条件的真正革命的策略。(p.23)

    《欧洲大战和欧洲社会主义》一书提纲
    资产阶级时代初期的民族战争与资产阶级时代末期的帝国主义战争对比。
    民族战争：统一民族地域，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地，扫除资本主义以前的残余。
    帝国主义战争：大家都已感到正在沉没的资本主义航船十分拥挤，都想排挤他人和延缓资本主义的灭亡。（p.24）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
    只有把这次战争同它的特殊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象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到的那样，我们才能弄清自己对它应采取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会搬用那些在另一种环境中、在旧的环境中使用的陈旧的概念和论据。关于祖国的概念和上面提到的把战争划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就属于这类陈腐的概念。(p.35)

    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p.38)

    以为无产阶级将会通过和平道路达到最终目的，那是空想。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象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p.39)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 
维护阶级合作，背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斗争方法，迎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忘记了民族或祖国的疆界的历史暂时性，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由于害怕脱离“广大群众”（应读作：小资产阶级）而放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这些无疑就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p.40)

    社会主义运动在祖国这个旧框框内不可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创造人类社会生活新的更高级的形式，在这样的形式下，任何一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合理要求和进步愿望，都将在消除现有民族壁垒的条件下，通过国际统一而第一次得到满足。现代资产阶级试图以“保卫祖国”的虚伪借口来分裂和离间工人，对此，觉悟的工人将要作出的回答是：进行连续不断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推翻
    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建立起各国工人的统一。(p.43-44)

    资产阶级愚弄群众，用旧的“民族战争”观念来掩饰帝国主义的掠夺。无产阶级则揭穿这种欺骗，宣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p.44)

    在军队中也进行阶级斗争的宣传，是社会党人的职责；在各国资产阶级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变民族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作。(p.45)

    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
在发生种种世界性的大转折的时代，个别人物的垮台是不足为奇的。(p.103-104)

    几十年的“和平”时代自然不会不留下痕迹。它使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地在一切国家中形成，使机会主义在议会、工会、新闻等各界“领袖人物”中占了优势。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发生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对机会主义的长期和顽强的斗争，因为整个资产阶级为了腐蚀和削弱革命无产阶级都在千方百计地支持机会主
义。(p.104)

    战争也同任何危机一样，使潜伏于深处的矛盾尖锐化和表面化，它扯掉一切虚伪的外衣，抛弃一切俗套，破坏一切腐朽的或者说已经完全腐败了的权威。（附带指出，这就是一切危机的有益的和进步的作用，这种作用只有那些崇拜“和平演进”的蠢人才不了解。）(p.105）

    他看得见德国人眼里的草屑，却看不见自己眼里的木块。这是他个人的特色。通过最近１０年来普列汉诺夫所表现的理论上的激进主义和实践上的机会主义，我们都已经太熟悉他的这种个性了。(p.107)

    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
    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是奴才心目中的那种自豪感）的利益是同大俄罗斯（以及其他一切民族）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致的。(p.112)

    以后怎么办？
    无产阶级的统一，是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的最伟大的武器。从这个不容争辩的真理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不容争辩的结论：在那些足以妨碍为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量涌入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同这些分子讲统一，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有害的和极其危险的。(p.115)

    几十年的所谓和平时代在欧洲各国社会党内部积累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垃圾。....这一社会成分在近几年来有了特别迅速的增长，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些在群众性合法运动兴起时为自己弄到了安逸舒适的职位的合法工会的官员、议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都属于这种社会成分。(p.115)

    机会主义者是敌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在和平时期隐藏在工人政党内部，偷偷做着资产阶级的工作，而在危机时期，立刻就成为联合起来的整个资产阶级的（从保守的到最激进的和民主的，从不信教的到宗教的和教权派的）公开同盟者。谁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些事变之后还不了解这一真理，谁就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工人的不可救药的人。(p.116)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行动诡秘，曲意迎合革命工人，模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明确的原则性界限。(p.116)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总是要同小资产阶级做邻居的。拒绝在有的时候同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在目前，只有无产阶级的敌人或者被愚弄的墨守旧时代成规的人才会维护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p.117)

    取消派所具有的某种社会力量和影响，不是来源于工人阶级，而是来源于产生出一个合法著作家基本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作为一个阶层，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在这一阶层内部很可能出现个人的重大的重新组合，但是完全不能设想，作为一个阶层，它会不是“爱国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p.119)

    一切想要影响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很愿意有一个装装门面的左翼（特别是一个非官方的左翼）.(119)

    我们则认为，国际主义只能是指在自己党内实行十分明确的国际主义政策。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在一起，就不可能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不可能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并为此积聚力量。(p.120)

    俄国的休特古姆派
    让我们抛开诡辩（即不顾事件的相互联系而仅仅抓住事物的表面的相似之处）而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整个具体环境）来看一看吧。(p.122)

    拉林在瑞典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是什么样的“统一”？
    当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时，要始终提防虚假的“统一”。(p.130)

    打着别人的旗帜
    在我们今天，以为英国和德国这样一些无疑是欧洲“共同行动”的最主要、最重要角色的国家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会有进步的资产阶级运动，作这种设想也是很可笑的。在这两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大国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变成反动的了。而亚•波特列索夫先生却“忘记了”这一点，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派的观点来偷换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观点。这种转变，即采取另一个阶级而且是衰亡的旧阶级的观点，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对新旧两个时代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分析，绝对证明不了这种转变是正确的。(p.138)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曾解决过哪一国的资产阶级获胜比较有利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使自由派温和的运动发展成为民主派猛烈的运动。而亚•波特列索夫却在现代的（非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时代（这时无论英国、德国还是法国都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资产阶级进步运动，不管是自由派温和的运动，还是民主派猛烈的运动），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p.140)

    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p.141)

    只有不追随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只有说“双方都同样坏”，只有希望每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都失败。任何其他的决定，实际上都是民族自由主义的决定，同真正的国际观点毫无共同之点。(p.142)

    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p.141-142)

    因某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上升到执政地位而发生军事冲突时，马克思象在１８４８年那样，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更“卑微的”群众，吸引整个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各贫苦阶级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扩大和加强这一运动。马克思考虑的是如何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如何使运动得到发展，正是这种考虑使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根本不同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联合民族主义自由派的策略。(p.146)

    “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自然也把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带进了现代民主派的队伍；此外，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特点，以及由此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方向，意向）的特点，已经在议员、新闻记者和工会组织的官吏的一定阶层中形成；从工人阶级当中，已经比较明显地清晰地分化出一种官僚和贵族。
    我们就以占有殖民地和扩大殖民版图为例。这无疑是上述时代和多数大国的特点之一。这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资产阶级得到相当数量的超额利润和特权，其次无疑意味着极少数小资产者以及待遇极高的职员和工人运动中的官吏等也能够得到这些“大蛋糕”的一点碎屑。工人阶级当中的极少数人从殖民地和特权的好处中“分享”一点油水，....随着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发展和成长，这种当初仅仅是英国才有的现象已成了所有这些大国的普遍现象。
    总之，第二个时代（或昨天的时代）的“无孔不入的渐进主义”，不但已经造成象亚•波特列索夫所设想的那种“不能适应渐进中断”的现象，不但已经产生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某种“可能派”倾向，而且还产生了整整的一个机会主义流派.(p.150)

    个人和某些团体可以从一方转到另一方，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在每次发生大的社会“动荡”的时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某一流派的性质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一定的流派之间在思想上的联系也不会改变，它们的阶级作用不会改变。(p.151)

    机会主义的基本阶级意义——或者，也可以说它的社会经济内容——就在于，现代民主派的一些分子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实际上如此，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机会主义就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p.151)

    机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和它的对立面彼此联合或接近（有时是达成协议、结成联盟，等等）。(p.152)

    社会民族主义是从机会主义里面生长起来的，正是机会主义给了它力量。(p.15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
    真正的民族战争，特别是１７８９—１８７１年间发生的民族战争，其基础是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民族运动，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推翻民族压迫和建立民族国家，即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p.164-165)

    《共产党宣言》上说“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在今天比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正确。只有无产阶级进行反资产阶级的国际斗争，才能保卫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才能给被压迫群众开辟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道。(p.165）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当前这个时代所号召的国内战争，是无产阶级拿起武器反对资产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剥夺资本家阶级，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在一般落后的君主国建立共和国，等等。（p.165）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破产。机会主义是作为以往工人运动“和平”发展时代的产物生长起来的。这个时代教会了工人阶级利用这样一些重要的斗争手段，如利用议会制度和一切合法的机会，建立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创办有广泛影响的工人报刊，等等。另一方面，这个时代也产生了一种倾向，即否定阶级斗争和宣扬社会和平，否定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否定秘密组织，承认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等等。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工人运动中的官僚和工人贵族。他们从依靠剥削殖民地和自己“祖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地位得来的收入中分得一点油水）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主要社会支柱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pl.166-167)

    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扬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象１７８９—１８７１年期间那样为推翻民族压迫、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者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产阶级之后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可能进行的战争。(p.167-168)

    五一节和战争
    问题被归结为争取改良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合理的和需要的，这个限度就是：（１）还不具备革命的形势；（２）局部性的改善，阶级斗争没有尖锐到引起革命的程度。(p.191)

    每次危机都使一些人消沉，使另一些人得到锻炼。(p;l93)

    国际主义者联合的问题
    同所有的危机一样，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次危机，更加深刻而明显地暴露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撕去了许多骗人的假面具，以最清晰最鲜明的形式表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中什么已经腐朽和衰亡，什么是进一步发展和走向胜利的保证。(p.201)

    资产阶级慈善家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只有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是走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p.207-208)

    空泛的国际主义的破产
    这实际上是向机会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然而它同时又作出一个漂亮的手势，这个手势既可理解为向机会主义者怒气冲冲地发出威胁，也可理解为向他们招手致意！那些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懂得左的词句和温和的实践相结合的价值,....既要狼吃饱，又要羊完好。(P;211)

    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现在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它们的执行委员会是不能认真改变方针的。(P.216)

    妇女代表会议本来不应当帮助谢德曼、哈阿兹、考茨基、王德威尔得、海德门、盖得和桑巴、普列汉诺夫等人来麻痹工人群众，相反，应当唤醒他们，宣布同机会主义进行决战。只有这样，会议的实际结果才不会是让人们指望上面所说的“领袖们”“改正错误”，而是聚集力量去进行艰苦严肃的斗争。(P.217)

    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
    有产阶级竭力追求的仅仅是兼并、征服和统治；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会用接连不断的战争来威胁世界。(P.221)

    第二国际的破产
    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庄严的信念，而不是便于掩饰各种小市民调和派和民族主义反对派意图的东西。(p.223)

    起先通过了最“左的”最革命的决议，后来又最无耻地忘记或抛弃这些决议，这是国际破产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据，证明今天只有那些无比幼稚、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地想使以往的虚伪永世长存的人，才会相信单靠一些决议就可以“纠正”社会主义运动，“矫正它的路线”。(p.225)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１）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２）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３）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已多次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发挥而且被公认为无可争辩的了。(p.230-231)

    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p.232)

    这种形势是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还会尖锐到什么程度？它是否会引起革命？这些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情绪的发展及其向革命行动转变的经验才能告诉我们。(p.233)

    这里所谈的是一切社会党人的不可推诿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即向群众揭示革命形势的存在，说明革命形势的广度和深度，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决心，帮助无产阶级转向革命行动，并建立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进行这方面工作的组织。
当今的各个党不执行自己的这个任务，这就表明它们已经叛变，它们在政治上已经死亡，它们已经放弃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倒向资产阶级。(p.233)

    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打破了纪录。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p.234)

    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了取悦于资产阶级而无耻地将它歪曲了）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著作家之一、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的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而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有关列强（及其内部各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的继续。(p.235-236)

    一
    一切诡辩家向来都爱采取这样的手法：引用一些情况分明完全不同的例子作为论据。(p.237)

    把与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正在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同已经衰朽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了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相提并论，这就等于是把长度同重量相提并论。这就象是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相提并论。如果不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赋予的权利，来代表曾经通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使新兴民族的千百万人民走向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同时，如果不对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诡辩抱鄙视的态度，也不能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明明看到德国帝国主义者在扼杀比利时，看到英、法、俄、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在勾结起来掠夺奥地利和土耳其，却高谈什么“保卫祖国”。(p.237-238)

    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用拥抱，用仿佛承认马克思主义中除了“煽动性的”、“蛊惑性的”、“布朗基式空想主义的”方面以外的“一切”“真正科学的”方面和成分这种手段来杀死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采取马克思主义中为自由派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一切东西，直到争取改良的斗争，直到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直到“笼统地”承认“社会主义的理想”，承认资本主义要被一种“新制度”所代替，而“唯独”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唯独”抛弃它的革命性。(p.239)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顺便提一下，这个词根本表达不出他所要说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矛盾的大大和缓。(p.242)

    谁要以为各国资本联合和交织成统一的国际整体就可以产生裁减军备的经济趋势，谁就等于用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的小市民愿望去代替阶级矛盾的实际上的尖锐化。(p.243-244)

    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抽去它的一切内容，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意义的“利益”一词，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关于普遍幸福的天真愿望。(p.244)

    马克思主义是根据日常生活中千万件事实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判断“利益”的。....大国瓜分世界意味着，它们的一切有产阶层都从占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获得利益，都从压迫其他民族、因自己属于“大”国和压迫民族而身居大有收益的职位和享有特权中获得利益。(p.244-245)

    考茨基称之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经济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阶级希望金融家不要去为非作歹的规劝。(p.246)

    拉萨尔曾经问道：什么是庸人？他引了一位诗人的名言回答说：“庸人是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p.247)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最恶劣最笨拙的反革命理论，歪曲成了最龌龊的僧侣主义。
    弗•梅林和罗莎•卢森堡由于这一点而称考茨基为娼妓是完全正确的。(p.248-249)

    我们暂且假定，“交织”在几百个大企业中的成百个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家，明天会答应各国人民在战后裁军（我们暂且作这种假定，以便探究从考茨基的拙劣的理论中可以得出哪些政治结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劝告无产阶级放弃革命行动，也是对无产阶级的直接背叛，因为没有革命行动，一切诺言、一切美好的前景只能是空中楼阁。(p.249)

    战争不仅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带来了进行新的掠夺（掠夺土耳其、中国等等）、接受价值数十亿的新订货、放出新的利息更高的债款等的灿烂前景。不仅如此，它还给资本家阶级带来很大的政治利益，因为它分裂和腐蚀了无产阶级。考茨基正在助长这一腐蚀。(p.249-250)

    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p.252)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因此，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有人却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这种人不是愚蠢透顶的学究，就是吹毛求疵者和骗子。(p.253)

    毫无疑问，现实是极为纷繁复杂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极为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有两股主要的和根本的潮流：这场战争的客观内容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继续”，即“列强”的已经衰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府）掠夺其他民族的“政治的继续”，而“主观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为了愚弄群众而散布的“民族的”词句。(p.253)

    考茨基的左派对手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是不会有统一意志的，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构作斗争，是困难而长期的事情。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时，群众是什么也不能制造出来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为战争辩护，公开主张自己的政府失败，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报刊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p.257-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