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标转移到“个人”身上，实际上不过是回避问题，耍弄诡辩家的手腕。(p.259)

    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肯定在当前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场战争中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实行联合作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十分明显，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政治内容同机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属于同一种思潮。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战争使这种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在促成这种思想的一般的因素和起因中又加进了一系列特殊的因素和起因，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普通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p.259)

    机会主义就是为着极少数工人的暂时利益而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群众。战争使这种联合具有特别突出和强制的性质。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他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自然，习惯的力量，比较“和平的”演进所养成的墨守成规，民族偏见，对于形势的急剧转折的恐惧和怀疑，—— 这一切都曾作为附加的因素使机会主义以及用假话加以掩饰的同机会主义的怯懦的调和（借口所谓同机会主义调和只是暂时的，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和理由）得到加强。(p.259-261)

    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以致这个资产阶级脓疮已经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了。（p.261）

    工人运动中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同的，即无产阶级和小市民中从“自己”国家的资本的特权中分享一点油水的少数上层分子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群众，反对全体被压迫的劳动群众。(p.261)

    应当记住一条原则：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在整个科学中一样），研究的是大量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情况。(p.261)

    总的说来，就思潮和流派而言，不能不承认，正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背叛了社会主义，倒向了沙文主义。(p.263)

    给了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以巨大力量的是他们同资产阶级、政府和总参谋部的联盟。在我们俄国人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常常这样看问题：机会主义者是社会党的一部分，在社会党内一向就有而且将来还会有处于两个极端的派别，问题只在于避免“走极端”，等等，等等，——一切庸人的箴言录中都是这样抄写的。
    实际上，机会主义者在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p.263-264)

    机会主义是由合法主义培育起来的。１８８９—１９１４年时代的工人政党利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是应该的。而当危机到来时，就必须转向秘密工作（要实行这种转变，必须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还要有各种军事计谋）。(p.265)

    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保守的《普鲁士年鉴》上无意中泄露了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他说，假如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了，对于机会主义者（应读作：资产阶级）反倒有害，因为那样工人就会离开这个党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这样的党，即把右派和左派联合起来的、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圆滑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把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精神，这是说给人民群众，说给工人听的；行动上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出现任何严重危机的时刻投靠资产阶级。(pl.266)

    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变成没有发生的事情，机会主义者在危机时刻成了工人政党内那些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分子的核心这个事实，既不能从工人的意识中，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经验中以及整个当代的政治成就中抹掉。(p.267)

    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已经成熟了，这个阶层已经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长合在一起了，而资产阶级也完全能看清它的价值并加以“利用”了。（p.267）

    既不能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也不能使它停住，——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做的，就是勇往直前，从预备性的、合法的、做了机会主义俘虏的工人阶级组织，变为革命的、能够不限于合法活动的、能够不受机会主义叛变的危害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动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p.267)

    向革命组织渡是必要的，已经改变了的历史情况要求这样做，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时代要求这样做，但是这种过渡只有越过旧领袖即革命劲头的扼杀者，越过旧的党即摧毁这个党，才能实现。(p.270)

    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必须用火与铁来消灭，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获得解放；如果群众中愤恨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强烈，如果具备了革命的形势，那就着手建立新的组织，使用这些十分有用的用于杀人和破坏的武器来对付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
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趴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他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p.271)

    必须建立秘密的基地，即秘密的组织和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作为合法活动的补充，同时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合法的阵地。至于怎样做到这一点，只要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只要我们意识到必须走这条路，那经验会告诉我们的。(p.273)

    这场大战所造成的危机，揭开了帷幕，打破了常规，割破了早已熟透了的脓疮，表明了机会主义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就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p.274)

    说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党中的“合法派别”，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的欺骗和妨害工人运动的最大的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露骨的机会主义，不象这种中庸理论这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为机会主义的行为辩护，用种种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不合时宜，等等。(p.274-275)

    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
    在英国，政府纯粹是一种给资产阶级办事的委员会.。（p.278）

    在专制的和民主的国家里，在军国主义的和没有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社会沙文主义的本质都是相同的.(p.278)

    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无疑是“费边社”。(p.278-279)
按：费边是罗马将军，好用渐进、迂回战略。费边社是英国知识分子的组织，宣传改良主义。

    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民主的和平也好，裁军也好，都根本无从谈起。(p.281)

    辛克莱是一个好动感情而缺乏理论修养的社会主义者。
    辛克莱提出自己的号召是很天真的，尽管这个号召从根本上说是非常正确的。说他天真，是因为他忽视了半个世纪以来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同派别的斗争，忽视了在客观革命形势和革命组织存在的情况下革命行动发展的条件。这些是不能用“感情”来代替的。(p.282-283)
    按：厄普顿.辛克莱是美国作家，一度归附社会主义，后转向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今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的挡箭牌.(p.284)

    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
    自由派资产者（及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即机会主义者）为了影响工人和一般群众，准备不厌其烦地表示他们忠于国际主义，接受和平口号，反对这场战争的侵略目的，谴责沙文主义，等等，等等。什么都行，——只有对自己的政府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除外；什么都行，——只要能够“防止失败”。(p.291)

    不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大国民族就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分之九的民族就会继续受压迫。而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就会大大地加速一切民族壁垒的消除，同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百万倍地增加人类的“变异”，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以及思想上的流派、倾向和差异更加丰富多采。(p.293)

    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
    “保卫祖国”这个口号在当前这场战争中的真正含义，就是保卫“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的“权利”，就是实行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就是一小部分特权工人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和被剥削者群众。执行这种政策的社会党人，实际上就是沙文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p.295）

    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开辟通向和平和民族自由的道路。(p.296）

    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
    所谓“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如果不是意味着在战时也采取反对自己的政府的革命行动，那就只能是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所擅长的毫无内容的空喊。(p.297)

    夸夸其谈的托洛茨基，遇到三棵松树就迷了路。(p.298)

    进行反对政府的革命鼓动和促使政府失败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p.299)

    唯一真正地而不是在口头上打破“国内和平”、承认阶级斗争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困难去推翻它们。(p.301)

    和平问题
    民族自由的要求如果不是用来掩盖某些个别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句假话，那么这个要求就应当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殖民地。而没有一切先进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这个要求显然是毫无内容的。不仅如此，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个要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p.315)

    社会主义与战争
社会党人决不应当帮助一个较年轻较强壮的强盗（德国）去抢劫那些较老的因吃得过多而撑坏了肚子的强盗。社会党人应当利用强盗之间的斗争，去把他们统统打倒。(p.327)

    谁现在只援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进步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恰恰是适用于资产阶级反动和衰亡时代、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就是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p.332)

    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p.335)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使命。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各种矛盾的社会产物，是既要在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要在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p.336)

    “消极的激进主义”....这种祸害的实质就是在理论上用折中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对机会主义俯首帖耳或者说软弱无能。(p.336)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但是必须屏弃崇拜合法性的思想。。恩格斯写道：“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在这里恩格斯正是暗示要进行国内战争，暗示在资产阶级破坏合法性以后我们必须破坏合法性。危机表明，在所有的国家里，甚至在最自由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都在破坏合法性，因此不建立秘密组织来宣传、讨论、评价和准备各种革命斗争手段，就不能把群众引向革命。(p.338)

    无产阶级如果容许“本”民族对其他民族采取一点点暴力行为，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p.341)

    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p.349)

    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p.351)

    问题根本不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能否制止战争，也不在于革命者究竟能否担保革命胜利。问题在于：是当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者，还是真要“断送”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怀抱里。(p.362-363)

    论欧洲联邦口号
    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p.364-365)

    从帝国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和“文明的”殖民大国的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p.365)

    一个亿万富翁只能“按资本”所占比例同别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而且还要多一点，要让最大的资本得到比它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平地”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小市民和庸人的痴想。(p.366)

    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p.366)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p.367)

    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p.367)

    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加的注释
    “欧洲联邦”这一口号从经济上来说是不正确的。它要么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实现的要求，因为它的前提是在各个国家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情况下确立世界经济的计划性。它要么是一个反动的口号，因为它意味着欧洲列强为了更好地压迫殖民地和掠夺发展得更快的日本和美国而建立暂时的联盟。(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