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 第16卷

    反 对 抵 制
    是选择直接发展道路还是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p.5)

    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p.6)

    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p.6-7)

    问题在于明确地意识到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目的，善于在各种形势下通过曲折道路和妥协来追求这些目的①。(p.7)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５８４—５８６页。

    这个口号的上述一切特点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这些特点本身好，而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所适应的客观形势中存在着为选择直接发展道路或曲折发展道路而斗争的条件。(p.7)

    开展争取真正民主的（即存在于完全肃清旧政权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丑恶东西的基础上的）立宪的革命斗争，就要求最坚决地反对用警察式君主立宪制来诱惑人民。(p;12)

    社会民主党的功劳在于：只有它没有受资产阶级的愚弄，只有它在立宪幻想时期始终举着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旗帜。(p.14)

    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p.17)

    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p.18)

    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p.19)

    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p.19)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
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p.20)

    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p.23)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p.23)

    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按：指国家杜马），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p.25)

    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p.26）

    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p.27)

    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p.29)

    纪念葛伊甸伯爵
    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不直接参加剥削，练就了搬弄空泛词句和概念的本领，热中于种种“谆谆”教诲，有时还出于真诚的愚蠢把自己所处的跨阶级地位奉为超阶级政党和超阶级政策的原则——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影响是危险的。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能带来真正恶果的对广大群众毒害，需要社会主义运动全力以赴来同这种毒害作斗争。(p.37)

    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种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赞赏不已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你们不是在把奴隶变成革命者，而是在把奴隶变成奴才。(p.37)

    从前，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就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主－地主有教养这种傅粉施朱的外表，认清其掠夺的需要，教导人们憎恨这等人的虚伪和冷酷。(p.40)
    注：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科夫（即谢德林）都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

    什么是庸人？一根空肠子，充满恐惧和希望，乞求上帝发慈悲！(p.42)

    政论家札记
    在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工人政党内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数很多的情况下，这种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服从自由派的倾向有着最现实的根源。(p.51)

    “有教养的社会”放弃革命，沉湎于色情作品.....在我国，背叛情绪也造成了背叛风气。(p.53-54)

    谁要是还有一点点革命嗅觉，对我国革命的教训还抱有一点点慎重的态度，谁要是确实能遵循阶级斗争的原则，能按政党的阶级性质来判断政党，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只配给大资产者政党当奴仆这一点就不会感到奇怪了。(p.58)

    只有当本国的历史向无产阶级揭示了作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资产阶级的整个面貌，揭示了作为一个阶层、作为在某些公开的广泛政治活动中有所表现的一定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小市民的整个面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地、最终地、广泛地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相抗衡。我们应该不倦地向无产阶级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实质这些理论上的道理。但是真正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要深刻领会这些道理，只有使他们看到并体会到某些阶级政党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些政党的阶级本性有清楚的认识，还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面貌有直接的感受。(p.60)

    无论我国革命今后如何发展，无论无产阶级有时还会经历怎样艰苦的时期，这种憎恨和蔑视必将团结无产阶级的队伍，必将使无产阶级摆脱出身于其他阶级的坏人，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锻炼无产阶级，使他们将来能给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p.61)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一切社会党的最低纲领既适用于宗主国，也适用于殖民地。“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极其混乱的。(p.69)

    卓越的德国女社会民主党人齐茨....在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在斯图加特举行）上的发言，最确切地表达了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观点，她说：“我们在原则上应当要求我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只有在斗争力量不足时，我们才接受可以得到的东西。这是社会民主党一贯的策略。我们的要求愈低，政府的让步也就愈小……”(p.72)

    采取某一种斗争手段并不取决于革命者事先的决定，而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客观条件。(p.73)

    在运动处于新的转折时，理论上的荒谬往往掩盖着某种实际的真理。(p.73）

    必须利用战争所引起的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必须注意到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和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p.73）

    没有推行殖民政策或深受殖民政策之苦的小国的总数，超过了那些使无产阶级也沾染上一些侵略狂的国家。(p.80)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西斯蒙第的一句意义重大的名言：古代的无产者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靠无产者过活。①(p.80-81）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６卷第４０６页。

    非有产者（然而是不劳动者）阶级是不能推翻剥削者的。只有养活全社会的无产者阶级才能够进行社会革命。而推行广泛的殖民政策的结果，使欧洲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这样的境地：全社会不是靠他们的劳动、而是靠几乎沦为奴隶的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来养活的。例如，英国资产阶级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亿万人民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比从英国工人身上榨取来的收入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国家里便形成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沾染上殖民沙文主义的物质经济基础。(p.81)

    英国资产阶级的太太们只希望自己得到选举权，而不希望把选举权扩大到无产阶级妇女身上。(p.81)

    斯图加特决议规定所有国家的工会都必须同社会党保持牢固的和密切的联系；伦敦决议指出，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联系的形式在对此有利的条件下应当是使工会具有党性，党员应当为此而努力。(p.82-83)

    有人企图维护狭隘的行会观点和通过禁止落后国家工人（来自中国等国的苦力）入境的决议。这也是某些“文明”国家的无产者中的贵族作风的表现，他们从自己的特权地位中得到了某些好处，所以便常常忘记了国际阶级团结的要求。(p.83)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革命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能发生的，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一斗争的目的不应当是....单纯以和平来代替战争，而应当是以社会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仅仅防止战争的爆发，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p.83-84)

    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手段，要使群众进一步意识到在战争必然引起危机的时候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式，最后，要使群众比较深切地意识到工人的国际团结，意识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p.84)

    《十二年来》文集序言
    毫无疑问，俄国当代工人运动的当代活动家，必须同小组习气的种种传统断绝关系，必须忘掉和抛弃小组生活与小组纠纷的许多琐事，以便加紧完成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只有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并且同公开的群众活动结合起来，才能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不适合当前任务的小组习气的痕迹。(p.97)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争论.（p.98）

    正因为我们使劲把弯的直过来，我们的“棍子”将永远是最直的。（p.100）

    工会要同党密切接近——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竭力使工会同党接近并且同党联系在一起——这应该是我们的政策，而且必须在我们的一切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中坚决地加以贯彻，既不追求我们的政策得到别人简单的“承认”，也不把思想不一致的人逐出工会。(p.100)

    孟什维克从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发展到了策略上的机会主义。(p.102)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必然通过许多过渡环节同它的右邻——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在一切工人政党中，必然要形成明显程度不同的右翼，这个右翼在观点、策略和组织“路线”上表现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倾向。在俄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年轻的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初期，这些倾向不能不比欧洲的任何地方表现得突出得多、明确得多和鲜明得多。(p.105)

    革命和反革命
    这里还有一位司徒卢威先生，他因为“妥协”的希望彻底破灭而穷凶极恶地拿革命者出气。....那些还没有完全堕落到司徒卢威这一地步的人，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懂得俄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系，不能把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按
    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的完整的社会运动。(p.110-111)

    由于进行了长期的、不显眼的工作（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斗争），建立了巩固的坚定的政党，才爆发了真正的群众斗争，这种爆发才有条件变成革命。现在，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清除自己身上知识分子机会主义的种种霉斑，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p.115-116)

    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促进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最后形成的最好的推动力。(p.116-117)

    革命使无产阶级学会了群众斗争。革命证明了无产阶级能率领农民群众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革命把小资产阶级分子从纯粹无产阶级政党中清除出去，使党团结得更加紧密。(p.118)

    我们依靠事变中取得的这些教训，可以大胆地向黑帮地主的政府说：你们就这样干下去吧，斯托雷平先生们！你们播下种子，我们将收获果实！(p.11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圣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文献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
    他们喜欢用某些徒有虚名的、官僚式的“改革”来掩盖他们反对革命的斗争。(p.125)

    第三届杜马
    农奴制时代的老朽的吸血鬼在这儿遇到了原始积累时期的吸血鬼的竞争，后者同样是野蛮的、贪婪的、寄生性的，不过是披上了一点文明的外衣.(p.130)

    情况很明显，我们的无双议院就连最马虎地完成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也办不到。它一点都不能治好旧制度给俄国留下的开裂的伤口，它只能用一些微不足道的、无可奈何的、虚假的改革来遮盖这些伤口。(p.133)

    社会民主党以社会主义的胜利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深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政治自由，同时注意到在目前情况下不通过公开的群众行动而通过和平道路是不能实现这种自由的.(P.133)

    只要实权还操在沙皇政府手中就无法通过议会来实现政治自由，说明人民群众必不可免地要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进行公开的斗争，因为它能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政权转交到人民群众手中，并在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p.135)

    在提出质询和法案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只能指望得到比立宪民主党左的集
    团的协助。....自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什么同盟，而是一些“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正如伦敦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决不应当违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而只服务于同时向反动势力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卖性的策略进行总攻击的目的”。(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