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 如果中央委员会违背了代表大会的意志,违背了党的章程等等,你有权利拒绝服从。(p.140)
“可恶的狂饮节”在准备中 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知识分子市侩习气和整个俄国生活的市侩习气的产物。这类社会民主党人是由普列汉诺夫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熏陶出来的。(p.145)
马克思对革命时代的分析,全都是围绕着真正的民主派尤其是无产阶级同立宪幻想、同自由派的叛卖行为、同反革命的斗争来进行的。(p.146)
工人政党一定会对所谓“保住火种”的种种见解嗤之以鼻,让社会主义的旗帜和革命的旗帜高高飘扬!(p.147)
可是评判者是些什么人呢? 如果没有完全弄清各种本质上的细微差异,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p.154)
个人的偏激也好,派别的纠纷和争吵也好,内讧和分裂也好,所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与之相比,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群众和凡是能够自觉地对待政治的人,都能从两种策略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我们的争吵和分裂将会被人遗忘。我们的经过千锤百炼的策略原则将作为基石载入俄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史册。(p.154-155)
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是一场十足的政治把戏,它对最主要的东西避而不谈,始终关心的只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掩盖真相。(p.155)
社会革命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始终一贯、接连不断地用空话和花言巧语来掩盖、混淆和粉饰分歧的历史。(p.155)
现在当人们读到《劳动旗帜》上那些热情洋溢地歌颂社会革命党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们的文章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先生们,你们的恐怖主义并不是你们的革命性的结果。你们的革命性仅仅限于恐怖主义。(p.15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文献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策略的报告 社会民主党决不能采取支持立法改革的立场,因为那样就等于支持代表政府的十月党。在目前的政治基础上,在目前的力量对比情况下,“改革”的道路并不意味着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扩大自由,而是意味着对群众的不自由和受奴役处境作出官僚式的详细规定。(p.158)
难道他们不正是利用他们的“改革”来勒紧劳动群众脖子上的绞索,一勒就是许多年吗?(p.159)
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性质使得他们要用一些改革来掩盖其反革命行径。(p.161)
沃伊诺夫论党同工会的关系一书的序言 我们要加紧在工会中进行工作,要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内进行工作,以便向无产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建立阶级组织的“堡垒”。这样,其余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了。(P.183-184)
社会民主党在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应该把实际斗争的这个经济基础同它在各阶级代表的纲领、声明、要求和理论中的思想政治反映作一对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也只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总是从“抽象的”正义,从“劳动原则”理论等等出发,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官僚也不同,后者在任何一次变革中总是大谈改良实际可行,大谈“国家”观点,以此来掩饰其对剥削者的利益的维护。(P.185-186)
为数甚少的富裕农民逐渐变成农民资产阶级,他们租赁土地,用以进行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剥削数以十万计的雇工和日工。(P.191-192)
一切民粹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受到小业主的狭窄眼界的局限,看不到农民在挣脱农奴制枷锁以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以及“平均制”这两个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立自在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P.203)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派的理论时,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从历史角度看来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批判得对,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帝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平等思想在反对旧的专制制度、尤其是反对旧的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的、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平均”地产的思想是合理的和进步的,......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这种思想确实反映了农民的这种愿望,并且推动人们去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又错误地用一些含混暧昧的、冒牌社会主义的空泛词句把这一点掩盖起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口号的社会主义字句的虚伪性时,要是看不到这些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口号在反对农奴制斗争中的历史上的进步意义,那他就是一个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民粹派看作“社会化”的变革,其实际内容是最彻底地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最坚决地铲除农奴制度。我上面所列的那张表格正是表明了在消灭农奴制方面的最高限度和由此所能达到的“平均制”的最高限度。民粹派以为“平均制”能消除资产阶级性,其实它恰恰反映了最激进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除此以外,“平均制”的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过是小资产者思想上的幻影、空想而已。(P.203-204)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并非如机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决定于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这一任务,而是决定于支持斗争中的农民这一任务。(P.209)
农民只有一种十分迫切的、可以说是饱经苦难、长期受压迫而悟出来的要求,要求革新、加强、巩固和扩大小农业,使它居于统治地位,如此而已。农民所想象的只是把地主大地产转到他们自己手中;农民用所谓土地归人民所有的词句来表达全体农民群众在这场斗争中态度一致这一模糊思想。农民按业主的本能行事,但是遇到了以下的障碍: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形式在目前层出不穷,只要这种花样繁多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还完全保存下去,农民就无法完全根据“业主的”要求来耕种土地。在经济上必须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对于所谓“消化了”地主大地产的革新了的小经济来说,将来究竟需要哪些土地占有形式,这一点农民并没有想到过。(P.259-260)
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行土地国有化,无非就是把地租交给国家。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呢?这决不是从土地上得到的任何收益。这是除去资本的平均利润所剩下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P.261)
废除土地私有制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尽量铲除一切阻挠资本自由地投入农业、阻挠资本自由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生产部门的障碍。让资本主义获得自由、广阔和迅速的发展,让阶级斗争有充分的自由,不让任何把农业变得同“血汗制”工业相似的多余的中介人插手——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P.280-281)
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在广泛的、占优势的范围内同土地占有制联系起来的时候,当它已经“自己弄到土地了”,“定居在土地上”,使土地占有制完全服从于它的时候,就不可能有争取国有化的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运动了。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一个阶级会自己起来反对自己。(P.285)
“激进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勇气的。在这样的时代,这种资产者必然大都已经成为反革命。(P.286)
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P.289)
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P.289)
什么是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P.291)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P.292)
革命愈深入,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刨得愈深,复辟旧制度就愈困难。(P.292)
在经济方面,国有化在资产阶级土地变革的条件下是最彻底的手段,因为它能摧毁整个中世纪土地占有制。(P.293)
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P.297)
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P.298)
问题并不在于用一纸决定来捍卫地方区域自治,使它们不受中央政权的侵犯,这样的事情不但靠一纸空文办不到,就是靠大炮也办不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集中化,要把大权集中在资产阶级中央政权手中,“区域”在任何时候都是无力与之对抗的。(P.303-304)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要是不用巨额的款项来保证本阶级的统治,把剩下的零头用作文化费用,那它就不能进行统治。 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资产阶级真正用于文化目的的只能是小小的零头,因为巨额的款项它需要用来保证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它既然是资产阶级,它就只能把小小的零头用于文化事业。(P.306)
我们说“抉择”很困难,那当然不是指主观的抉择(哪个更合心意),而是指解决历史问题的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的客观结局。(P.308)
忘记土地改革规模同政治改革规模之间不能不相适应,忘记经济变革必须以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为前提,那是很可笑的。(P.309)
由于商品生产不会使农民联合起来,集中起来,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涣散,资产阶级国家里的农民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p.310-311)
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决不把社会主义的命运同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或那种结局联结在一起。这两种结局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受压迫,无论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地主君主国或者在尽管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农场主共和国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绝对独立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够“在实行民主土地改革的任何情况下”①捍卫社会主义的事业.(p.311-312)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41页。
我们还应该说明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说明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一革命上面是毫无根据的。(p.312)
在整个社会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并非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p.415)
西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英国费边派分子之流,所以要把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奉为一个特殊“流派”,正是因为他们幻想社会和平,幻想阶级调和,企图把公众的注意力从整个经济制度和整个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转移到地方自治这些细小问题上去。(p.323)
既然资产阶级自己花钱来满足“人民需要”,举办医疗和教育事业,那还会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既然通过地方自治机关就可以逐渐地、一点地扩大“集体所有的财产”,就可以把可敬的尤•拉林凑巧说到的有轨马车公司和屠宰场这些行业实行“社会化”,那还要社会革命干什么呢?(p.324)
他们忘记了,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实行阶级统治,它就不会容许别人触动(哪怕是从“地方公有”的方面)这一统治的真正的基础。(p.324)
结果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农业社会主义,而且是市侩气最足的社会主义,它以削弱在尖锐问题上的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方法就是把这些问题算作只涉及地方管理的细小问题。(p.325)
如果用一种幻想去诱骗人民,似乎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以前在农业中发展“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是可能的,那就是在进行最不可容忍的蛊惑宣传。(p.326)
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不会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所以他们预先就“为自己营造安乐窝”,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等。小资产阶级的方法就是要建立尽可能是社会和平的关系。无产阶级的方法完全是为了扫除阶级斗争道路上的一切中世纪制度的障碍。(p.326)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市侩的改良主义办法,不是苟且偷安的小业主们的未来的“安乐窝”,而是无产阶级同任何在资产阶级基础上苟且偷安的市侩心理作斗争的条件。(p.326)
地方公有化并不是扩大阶级斗争,激化阶级斗争,而是削弱阶级斗争。说它削弱,一是它认为在中央不彻底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可以民主化。二是它包含有“地方公有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只有离开了斗争的大道,只有在细小的、无足轻重的、地方性的问题上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问题上,甚至资产阶级也能够让步,也能够容忍,而不会丧失保持自己阶级统治的可能性。(p.326-327)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鄙弃小市民改良主义办法,因为我们感到兴趣的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p.327)
工人政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自然是竭力采取另一条路线。他们所注意的不是资产阶级变革的广泛的革命纲领,而是市侩的空想:在中央的非民主制的条件下保住地方的民主制;躲开大规模的“骚乱”,为细小的改良弄到一小块地方公有经济的地盘;用反犹太主义者的老办法,即用那种把全国性的大问题化为地方性的小问题的办法,来回避由土地引起的异常尖锐的冲突。(p.327)
各政党、各阶级的任何代表,作为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向全国人民表明态度的时候,个别的错误必然会被同斗争有关的相应集团或阶级纠正的。阶级是不会犯错误的:总的说来,每个阶级都是根据斗争条件和社会演进条件来规定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政治任务的。(p.331)
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已经彻底证明: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而土地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p.392)
否认绝对地租就等于根本否认土地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意义,结果必然会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国有化的观点。(p.393)
我们不应当鼓励“地方主义”,不管这种思想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或享受特权的农民(哥萨克)中间有多么严重。我们不应当鼓励各民族彼此隔绝。....我们不应使自己的纲领去“适应”“地方的”民主制,不应臆造那种在不民主的中央政权下不可能实现的荒谬的农村“地方公有社会主义”,不应用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改良去迎合资产阶级革命,而应使群众的注意力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条件,使他们了解到,要保证这种胜利不但需要有地方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有“中央的”民主制,即国家中央政权的民主制,——不只是一般的民主制,而且一定要是最完全最高级形式的民主制,因为没有这样的民主制,俄国的农民土地革命就会成为空想的(就这个词的科学意义来说)革命。(p.394-395)
战争使各交战国遭到空前的灾祸,但同时它又大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以致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了。(p.396)
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就不能消除战争的灾祸。(p.396)
政 治 短 评 我们完全赞成“联合”,完全赞成联合起来对革命的叛徒进行无情的斗争。你们不喜欢吗?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好了。(p.402)
工 会 的 中 立 这个“中立”论实际上是在加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p.414)
如果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在党内真的占了上风,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了。问题完全不在于这样的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其中有着怎样的斗争和怎样的分裂。(p.417)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必然要求把工会的活动限制在现行制度基础上的狭小范围以内,割断工会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联系,而中立论就是这种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外衣。(p.417)
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工会中立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p.417-418)
不用说,倍倍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大权威,是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领袖,一个对革命斗争的要求十分敏感的社会主义者,因而当他失足的时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都是自己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而且还把愿意跟他走的人拉出来。(p.418)
中立主义认为把工人团结起来主要是为了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为了进行能促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斗争.(p.419)
论葡萄牙国王事件(注) 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奴仆看来,人民只有“温厚地”忍受戴王冠的冒险家们的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才是“正常的”和“道德的”。(p.423)
这种恐怖手段软弱无力,实际上达不到目的,即使那种为法国大革命增光的真正的、全民性的、确实能使国家焕然一新的恐怖手段,也还是软弱无力的。(p.424) (注)指1908年2月1日葡萄牙国王卡卢什一世和王储路易斯•菲力浦一起在里斯本遇刺殒命事件。
关于扩大杜马预算权的辩论 民主派应当向人民揭示议会权利和君主特权之间的鸿沟,而不应当模糊人民的意识,歪曲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简化为文牍主义式地修正法律。(p.430)
公 社 的 教 训 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p.435-436)
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如果在凡尔赛匪帮背信弃义地袭击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的时候,工人不予抵抗,听任他们解除武装,那么,这种软弱行为给无产阶级运动造成的士气低落的致命后果,比起工人阶级为捍卫自己的武装而进行战斗所遭到的损失来,危害就会严重许多许多倍。①(p.436-437)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8页。
在俄国,专制统治集团也已使国家惨遭经济崩溃和民族屈辱。但是,革命很久都没有能够爆发,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还没有给群众运动创造出条件,革命前向政府发起的孤立分散的进攻虽然十分英勇,却都因人民群众的漠不关心而遭到失败。(p.437)
俄国无产阶级记取了巴黎公社的教训,他们懂得无产阶级固然不可轻视和平的斗争手段,因为这些手段是为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的,在革命的准备时期也是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公开进行搏斗来无情地消灭敌人。(p.438)
国际自由派对马克思的评价 当你看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自由派敌人的思想一致在日渐形成和巩固的时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愉快,因为这种一致是千百万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一个保证,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得自己的乐土。(p.454)
《列宁全集》 第17卷
走 上 直 路 党摆脱了半无产者、半小市民的知识分子,就使那些在无产阶级群众进行英勇斗争的时期聚集起来的新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p.2)
党已经走上了直路:由工人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来领导工人群众。(p.2)
更主要的是工人当中同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先进分子所领导的地方党支部,尤其是工厂的党支部,——这就是我们赖以建立起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不可动摇的坚强核心的基础。(p.4)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p.11)
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P.11)
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p.12)
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p.14)
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小生产是靠营养不断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日,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前进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学术上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没有把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上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势必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 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p.15)
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联合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p.15)
在“民主制的”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p.17)
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p.17)
现在在罗马语各国出现的“革命工团主义”这种“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趋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对它加以“纠正”。(p.18)
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p.18-19)
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p.19)
沿着老路走去! 不弄清我国各政党的阶级本性,不分析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利益和相互关系,在确定无产阶级的最近任务和策略方面是寸步难行的。(p.20)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给无产阶级的是革命的策略,是把斗争推进到最高形式的策略,是引导农民跟着无产阶级走,而不是引导无产阶级跟着自由派叛徒走的策略。(p.27)
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 现在,在反革命迫害猖獗的时期,小市民正在怯懦地巴结生活的新统治者,讨好称霸一时的新贵,抛弃以往的一切,竭力把它忘掉,要自己和别人相信,现在俄国谁都不会再想照马克思的学说进行革命,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等等。(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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