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引导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党，而决不是每逢群众情绪转变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跟着瞎跑的党。(p.274)

    说鼓动毫无用处，是因为群众漠不关心，那就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发表议论了。(p.274-275)

    象对待任何政治问题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对待是参加还是抵制第三届杜马的问题，要估计到整个革命形势，而不能只凭一个极为简单的想法：“既然有代表机关，就应该当代表。”如果群众对政治非常关心，那就意味着危机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意味着一定的高潮已经出现，在这个高潮的力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群众的情绪必然会表现为群众的行动。(p.275)

    在思想方面，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组织方面，巩固秘密的、拥有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的工人政党，在群众中全面开展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p.281)

    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
    经济的发展要求一切土地合并、混合。(p.295)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
    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进步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还没有掌握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必然是纸做的。一个代表机关，哪怕是最反动的，如果它所代表的阶级掌握着实际的国家政权，那就不会是纸做的。(p.320)

    宪制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不是实行宪制比不实行宪制要“自由一些”，“劳动人民”的生活要好一些呢？不是的，只有庸俗的民主派才会这样想。宪制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制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制就不是虚假的。(p.320)

    社会革命党人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当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的俘虏。在他们看来，宪制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场所、新形式，而是一种象自由派教授们所说的“法制”、“法律秩序”、“公共福利”之类的抽象的福利。实际上，专制制度也好，立宪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不同形式，而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一方面，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要经过它的阶级内容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另一方面，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身）丝毫也不消灭从前的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是换了一件外衣。(p.320-321)

    社会革命党人的议论是以社会学中著名的主观方法为依据的。只要这种信念深入人心，就万事大吉了。至于应该用客观材料来检验现在是否存在某种斗争手段的信念，主观主义者是不管的。(p.322)

    孟什维克就是弄不明白这个事实。他们以学理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革命党人，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只看到别人的学说的错误，而看不到这种学说反映了或掩盖了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的群众的哪些实际利益。(p.324)

    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
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政党就没有什么用处。(p.325)

    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比善良的愿望和纸上的纲领更有力量。(p.325-326)

    劳动派的极端机会主义（从革命农民的立场来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纯粹是口头上的、毫无意义的极端革命主义，是同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两种局限性，是表现同一“病症”的“两处龈脓肿”，这种病症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坚定，不能不断地、顽强地、坚持不懈地、同心协力地进行群众斗争。(p.326)

    没有群众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过而且永远不会有议会斗争的手段，也不会有重要的议会外斗争的手段。(p.326）

    客观条件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引起群众的普遍的风潮和直接的发动。既然是这样，而且无疑是这样，那么，任何一个严肃的政党都应该也利用间接的方法。（p.327）

    劳动派的非党的机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党的”吹嘘，轻浮和空谈，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同一个小资产阶级阶层瓦解的两个极端。(p.327）

    走 上 大 路
    就让自由派和惊慌失措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的真正群众性的第一次战斗之后灰心丧气吧，让他们怯懦地反复说，挨过打的地方就不要再去，不要再走这条倒霉的道路吧。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回答他们说，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进行的：先进阶级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冲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去争取胜利。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p.335）

    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Ｍｉｔｌａｕｆｅｒ），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从“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人们，即脱离某一阶级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p.337)

    首先“在每个工业企业”建立“纯粹党的、哪怕是人数不多的工人委员会”，把领导职能集中在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运动领导人的手里，——这就是当前的任务。显然，这些支部和委员会的任务应当是利用一切半合法组织，尽可能地利用合法组织，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进行工作时注意使社会民主党对于群众的一切要求都有反应。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就是说，一定要到群众所去的地方，要处处努力促使群众的意识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把每个局部的问题与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把组织方面的每一个行动都变为加强阶级团结的行动，要靠自己的毅力、自己的思想影响（当然不是靠自己的头衔和官位）来争取在一切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中起领导作用。(p.337-338)

    工人阶级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合法地或半合法地、公开地或隐蔽地，总会找到某些团结的据点，——无论何时何地，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将走在群众的前列，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将彼此团结起来，以党的精神去影响群众。(p.338)

    关于《论迫切问题》一文
    我们必须思想明确、坚定，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期更应如此。(p.342)

    既然内部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这个派别就不应当害怕这种斗争。它会在斗争中更加巩固。我们这个派别实际上开始逐渐地成为我们的整个的党，所以我们更应当弄清自己的分歧。我们号召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思想要明确，要清除一切流言蜚语，不管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在一些最重大、最基本的问题上，喜欢象孟什维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那样用无谓的争吵来代替思想斗争的，现在还大有人在。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不应当有这种人立脚的地方。工人布尔什维克应当坚决抨击这种企图，并且要求做到一点：有明确的思想、明确的观点和原则性的路线。只有思想十分明确，全体布尔什维克才能在组织方面象我们这个派别从来所做的那样团结一致地行动。(p.343)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完成的和定形的东西是来源于未完成的和未定形的东西。(p.356)

    不能把战斗协议同政治联盟对立起来，因为后一个概念也包括了前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实现政治联盟的方式也不一样.(p.357)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这场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p.363)

    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
    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锐冲突，有时候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斗争能力。(p.368)

    只是死记硬背口号是不够的，应当善于考虑什么时候提出这些口号合适。在“高潮”还没有到来，在最狭窄和最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还没有成为现实以前（而召回派谈的是将来的革命：“将会通过革命的形式”），只提出一种斗争手段的口号，那就使自己成了面目全非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p.369) 

    既然历史迫使我们非经过这个阶段不可，那么，只靠感叹，只靠唱高调来逃避这个不愉快的现实，就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行为。(p.373) 

    遇到困难和犯了错误就垂头丧气，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调”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耐心的、坚定的和顽强的工作的表现。（p.374）

    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的空谈使他们成了机会主义的最可靠的帮凶，成了变相的机会主义。(p.375-376)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１８世纪和德国１９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①，——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p.388-389)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５３页。

    1８７４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①....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②(p.389)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第５７９—５８７页。
    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３４１—３４３页。

    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p.390)①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２３页。

    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p.391)

    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p.391）

    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p.392）

    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p.392)

    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p.393)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p.394)

    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当然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范围为限，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屏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p.395)

    “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p.396)

    无政府主义者，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上。(p.397)

    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p.397-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