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  第8卷

    崩得在党内的地位     
    这种锡安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完全错误的和反动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卡尔•考茨基说：“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了，因为一个民族没有一定的地域是不能想象的。”（见《火星报》第４２号及其抽印本《基什尼奥夫惨案和犹太人问题》第３页）(p.67-68)

    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不久前的历史中以及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实际证明了这一点。(p.69)

    犹太“民族”思想有着明显的反动性质，不管提出这种思想的是一贯坚持这种思想的人（锡安主义者），还是企图把这种思想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人（崩得分子）。犹太“民族”思想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直接间接地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一种建立“犹太人居住区”的情绪。(p.69)

    要消除对异族居民的仇视，“只有使异族居民不再是异己的，而和全体居民融合在一起。这是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所以我们应当支持能够促使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消除的一切措施。”(考茨基）而崩得却反对这种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它不是去消除犹太人的隔绝状态，而是通过散布犹太“民族”思想和犹太无产者与非犹太无产者建立联邦的方案去加剧犹太人的隔绝状态，把这种隔绝状态固定下来。(p.70)

    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
    他们拟定的措施（信贷、合作社、改良土壤、扩大地产等等）并没有超出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p.72）

    伯恩施坦主义的功劳并不在于它改造了社会主义，而在于它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新阶段戴上了一副面具，而撕下了一些冒牌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面具。(p.73)

    只有“由误会造成的社会主义者”才会不了解，他们的职责就是使工人阶级认清资产阶级，不论是它的行动，还是它的思想，不论是在它成熟的时期，还是在它喜欢幻想的青年时期。(p.79-80)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
    开诚布公——这是避免可以避免的分裂、把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带来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最妥善和唯一可靠的方法。(p.88)

    为了不只在口头上成为群众的党，我们就应当吸引愈来愈多的群众参加党的各项活动，不断地使他们从不关心政治提高到参加反抗和斗争，从具有一般的反抗精神提高到自觉地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从接受这些观点提高到支持运动，从支持运动提高到在组织上加入党。(p.88)

    要使有组织的工人学会观察正在产生的分裂原因（这种原因在任何群众性的政党内部都总是会有的，而且总是会反复出现），自觉地对待这些原因，从全党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来评价国内或国外的某个波舍霍尼发生的事件。(p.88)

    光，多一些光！....只有通过许多这样的公开讨论，才能使我们的领导者形成一个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只有这样，工人才不会不再理解我们，只有那时，我们的“司令部”才能真正以既跟着司令部前进、同时又引导自己的司令部前进的这支军队的善良的、自觉的愿望作为自己的依靠！(p.89-90)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后记
    编辑部难道不懂得，希望“忘掉”原则分歧，这个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吗？(p.10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文献
    关于恢复党内和平的措施的发言
    把党内斗争可以容许的方式和不能容许的方式区别开来。我知道，一般说来，斗争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斗争也有各种各样。有些斗争手段是根本不正常的，在一个多少有生命力的党内是完全不能容许的。(p.120)

    进一步，退两步
    现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们为摆脱盘剥制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需要“强迫”的倒是某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更广泛地看到他们担负的任务，强迫他们在讨论具体问题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们考虑到使我们的目的复杂化和发生变化的历史情况。（p.229-230)

    逻辑或历史都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小资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资产者的阶级观点可能比较狭隘，又比较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农民狭隘（“愚昧”）或者受“偏见”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们的任务是要始终不倦地开阔农民的眼界，促使他们用理智战胜偏见。(p.230)

    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资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溃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p.234)

    《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是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第二是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它恰恰估计到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在把革命进攻的最初的根据地建立在国外这种条件下的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p.236)

    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p.248)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１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p.250-251)

    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p.252)

    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p.254）

    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p.254)

    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p.255)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p.256)

    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p.263)

    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p.264)

    一个政党假如不敢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诊断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p.317)

    自由派代表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小的阶层的立场，而自由主义民主派则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政治进步性最大的阶层的立场.....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坚决站在社会民主党方面，这两者是彼此不相容的。(p.329)

    结论就是，必须“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决不是不许缔结暂时的协定。(p.330)

    如果宣布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同那些以争取有资格限制的宪法即“残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主义民主派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那是不明智的。....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缔结“暂时的协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那就是患了同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相容的政治近视病了。
    它混淆了下面两个问题：（１）揭露任何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固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须同这些特点作斗争；（２）规定同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缔结暂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p.330)

    常言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p.343)

    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状态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p.345)

    对于那种在争论党章第１条时就已经暴露出机会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空谈倾向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来说，任何无产阶级的组织和纪律都好象是农奴制。(p.356)

    所谓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监督的、不对其他人负责的、不经过选举的权力。(p.361)

    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个人的权利不受限制；他们可以彼此冲突；每个个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权利范围。(p.365)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p.369)

    普列汉诺夫同志公然违反了要求具体地全面地观察问题的辩证法.(p.372)

    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自己来确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在实际上可能让步到什么程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过分的、学究气十足的、文人的自命不凡。(p.373)

    他违背了具体问题应该根据问题的全部具体情况加以分析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p.374)

    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p.380)

    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 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p.381)

    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象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p.383)

    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p.387)

    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p.388-389)

    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象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p.389)

    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p.390)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p.390)

    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p.391)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Ｅｄｅｌ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ｍｕｓ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p.391-392)

    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p.393)

    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p.394)

    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p.395)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p.398)

    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p.402)

    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p.403-404)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象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p.404)

    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p.412)

    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p.412)

    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p.412-413)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p.414)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p.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