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理问题给斯大林并转政治的信
    俄国目前需要贸易保护主义，对整个轻工业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比较容易地恢复轻工业，从而保障我国无产阶级的利益。(p.227)

    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Ｍ．法尔布曼问
    我希望，我们五年来的整个国际政策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对威望问题是毫不介意的，我们决不会仅仅为了威望而提出什么要求或破坏大国间和平的实际可能性。我相信，对所谓威望问题，无论哪一个大国的民众都不会这么不介意，甚至报以最愉快的嘲笑。(p.238)

    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p.239)

    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
    我们在这方面一直力求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这类现象在所有国家都是合法的，而我们却不想让它合法化。(p.246)

     我们的机关缺点很多，膨胀了一倍有余，往往不是为我们工作，而是反对我们，这是实际情况，不必害怕说出来.....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p.247-248)

    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
    第一种回答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然而从两种对立的观点来看，这些情况都是好现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向共产主义的过也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p.259)

    我们是否会倒退到什么“封建专政”之类的时期去呢？无论如何不会的，因为我们在缓慢地攀登，时有停顿，有时还后退几步，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攀登。这是一条引导我们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决不会引导我们倒退到封建制度去。(p.260)

    第二种回答（未完）
    我认为，在绝大多数生产资料集中在我们国家政权手中的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经济要求是消费品的买卖自由。我国的立法是保证小资产阶级有这种自由的。(p.262)

    新经济政策的真正实质在于：第一，无产阶级国家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第二，对于大资本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原则。(p.263)

    在马克思以后谈论什么非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只能愚弄小市民，尽管是“高度文明的”小市民。(p.264)

    工人和农民是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农民既受地主的掠夺，又受资本家的掠夺。农民愈觉悟，对这一点就理解得愈深刻。因此，人民大众是不会跟着“买东西和卖东西”的耐普曼走的。(p.26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p.276)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p.278)

    我认为，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p.280)

    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p.281)

    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p.282)

    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p.283-284)

    致北美俄国侨民
    新经济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维埃俄国社会制度方面的任何东西，只要政权还掌握在工人手里，就不可能有任何改变，而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看来目前已经谁也不会怀疑了。(p.290)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象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p.296)

    我们现在对一切都要算计，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会算计。处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我们应当算计怎样保证我们的生存，怎样才能从我们敌人那里获得利益。(p.299)

    必须善于克服新经济政策的一切消极面，使之缩小到最低限度。(p.301)

    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p.302)

    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
    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p.305)

    我们订货应满足农民的需要，而决不用于舰队这类东西，因为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考虑，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p.306)

    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
    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罢工来“回答”战争是不行的，同样，用最普通的和直接的意义上的革命来“回答”战争也是不行的。(p.311)

    “保卫祖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p.312)

    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存和建立所有参战的革命者的秘密组织，以进行长期的反战活动——应该把这一切提到首要地位。(p.312)

    抵制战争，这是一句蠢话。共产党人应当投身到任何反动的战争中去。(p.312)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
    问题在于我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为耐普曼工作呢，还是为无产阶级国家工作。这是一个根本问题。(p.328)

    在帝国主义时代，除了对外贸易垄断制以外，任何切实有效的关税政策都谈不上。(p.330)

    如果工业得不到保护，工业无产阶级是绝对不能恢复自己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而能保护工业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决不是关税政策。在目前俄国的条件下，任何别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完全虚假的、纸上空谈的贸易保护主义，对无产阶级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这个斗争对无产阶级及其工业具有最根本的原则的意义。(p.331)

    局部开放边境会在外汇方面带来极严重的危险，因为实际上我们将陷入德国那样的境地；还会带来另一种极严重的危险，即俄国在国外的小资产阶级和形形色色的代理人会向俄国渗透，而我们又毫无办法监督他们。(p.331)

    给代表大会的信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p.338)

    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p.341)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p.342)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p.345)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p.350)

    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p.350)

    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p.351)

    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p.352)

    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p.352)

    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P.352)

    对无产者来说，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P.352-353)

    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出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P.353)

    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P.355)

    日记摘录
    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P.357)

    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P.357)

    国家首先要关心的不应是出版机构，而是有读书的人.(P.357-358)

    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识字教育，办法就是把那些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那些在上述统计材料所表明的国民识字情况下可以不要、可以长期不要而且应当不要的机构一律撤销。(P.358)

    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P.358)

    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以便通过他们去争取农民，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P.358)

    我想简短地指出，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在这方面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在进行，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发展。对于下农村这类措施，不要舍不得花钱，我们常常在几乎完全属于旧历史时代的国家机关上白花钱。(P.358)

    决不能把这话理解为我们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和狭义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能这样做。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这种目标现在是达不到的。这种目标是不合时宜的。提出这种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P.359)

    论合作社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P.361)

    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p.362)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头的地方，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p.362-363)

    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P.363)

    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P.364)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P.365)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P.366)

    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P.367-368)

    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P.368)

    论我国革命
    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P.369)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怯懦的改良主义者，惟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满不在乎的空谈和大话来掩饰自己的怯懦。(P.369-370)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P.370)

    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P.370-371)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作口头禅了。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P.371_372)

    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p.372)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为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分裂。对这两种结局，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p.377)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p.378)

    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p.378-379)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无庸讳言，这种现象在我这里是特别常见的）。总之，我们应该提出的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向一个以发展成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国家应该提出的恰如其分的要求。(p.380)

    我们应该遵守一条准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p.380)

    我们希望，我们新的工农检查院会丢掉法国人称之为ｐｒｕｄｅ－ｒｉｅ的毛病，这种毛病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它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附带说一句，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p.385)

    真的，为什么不把愉快和有益结合起来呢？为什么不能运用某种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去暴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半有害等等的现象呢？(p.386)

    在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p.387)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非凡的勇敢行动同对最微小变革的畏怯心理令人吃惊地同时并存。
    我想，在任何真正伟大的革命中，也历来如此，因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要新得连一丁点旧事物也没有）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这种革命来得愈猛，许多这样的矛盾就会存在愈久。(p.388)

    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p.39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等等的马上。(p.391-392)

    《列宁全集》  第44卷

    致阿•亚•雅库波娃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互不协调（我说的不只是《工人思想报》；我说的主要不是在这里，而是在家里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的气氛已经形成，既然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分裂”，——进行斗争就完全问心无愧。为了摆脱这种令人难受的郁闷的气氛，可以（而且应该）欢迎一场猛烈的风暴，而不仅仅是一场笔战。
    用不着那样特别害怕斗争：斗争可能激怒某些人，但它却能够澄清空气，确切地直接地确定关系，——确定哪些分歧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真正走完全另外一条道路的人，哪些是在细节上有分歧的党内同志。
    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把情况弄清楚，不把情况弄清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统一。目前正在进行斗争的人决不是在破坏统一。统一已经没有了，它已经被破坏了，被全面地破坏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支离破碎的建筑物，公开的、直接的斗争是恢复统一的一个必要条件。(P.59-60)

    革命者也承认必须进行经济斗争，对日常的迫切需要也必须作出反应，还必须善于学会利用合法团体。革命者不仅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主张背向社会，而是相反，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站在社会运动的前列并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把所有民主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使合法团体和纯经济的组织不要把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政治斗争分开，相反，要尽量紧密地把它们联结在一起。(p.62)

    当然，在报刊上进行斗争，会招致新的埋怨，引来不少打击，但我们可不是那种害怕打击的脆弱的人！希望不受打击的斗争，希望没有斗争的分歧，那是幼稚天真的想法；如果斗争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它要比国外和俄国国内的“古巴廖夫作风”强一百倍，我再说一遍，它将快一百倍地促成巩固的统一。(p.62-63)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宁肯决裂，也不要一方面高喊反对信条主义，一方面又实际上服从信条纲领。(p.88)

    致维•巴•诺根
    在有阶级的国家里，失业保险除了是骗局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从策略上说，这在我们俄国尤其不妥，因为我们的国家喜欢各种“国家化”的实验，喜欢宣扬这类实验的“共同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扩大现在的国家的职能，争取更大地发挥社会的主动精神。(p.92-93)

    致谢•奥•策杰尔包姆
    难道我们的目的是向“群众”看齐，而不是把已经有所行动的群众提高到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水平吗？(p.159)

    反对任何新的手工业方式的活动。手工业方式是一个比“经济主义”凶恶得多的敌人，因为我们深信，经济主义最深远、最主要的根源恰恰就是手工业方式。只要我们还没有克服这种手工业方式，还没有使它声誉扫地，政治性的（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即能够直接影响政府，并能够准备总攻击的）运动就绝不会产生。(p.160)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关于宗教问题，我在卡•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的信中看到了对要求信仰自由的严厉批判和主张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同宗教的妖术作斗争的论点。您是否认为可以采取某种类似的措施，用什么形式？要知道，我们这里对宗教，也象对“共和制”一样，小心谨慎的考虑要比德国人少。(p.197)

    致格•瓦•普列汉诺夫
    工人受机器的排挤当然是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但是要知道，我们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制止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上，而是寄托在充分扩大这种矛盾上；改良的土地耕作方法的前提是工业的巨大发展和加速使居民离开土地；（４）这种措施不仅不能帮助任何“坏人”，相反，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制止“暴行”的唯一可行的措施，因为这种措施直接限制对劳动者的剥削、对土地的掠夺和牲畜的减少。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小生产者特别浪费人力、地力和畜力。(p.206)

    致彼•格•斯米多维奇
    从职业革命家非常秘密的狭小核心（中央）直到群众性的“没有固定成员的组织”——这些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我只想指出这些环节的变化性质中的趋向：组织的“群众性”愈广泛，形式就必然愈不固定，秘密性也就必然愈少——我的提纲就是如此。而您想把它理解成这样：在群众和革命者之间不需要中介！！哪有这样的事！整个关键就在于这些中介。既然我指出两极环节的特点，并着重指出（正是我着重指出的）中间环节的必要性，那么显而易见，这些中间环节将处于“革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两者之间，而它的结构型式也是处于两者之间，就是说，中间环节不象中央那样狭小和秘密，但比“纺织工人联合会”等却要狭小和秘密一些。
    秘密性同小组成员的多少成反比，而同小组参与直接斗争的程度则成正比。(p.244-245)

    致弗•亚•诺斯科夫
    当你看一下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紊乱现象，你就常常会恼火得干不下去，唯一的安慰是：尽管一切非常混乱，但事情既然在进展并且明显地在进展着，那就是有生命力的事情。就是说，发一下酵，就会有好酒。(p.247)

    应当找到人才，因为人才还是有的，——但是必须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人才，不仅在直接的意义上要保护他们免受警察的迫害，而且为了这个刻不容缓的事业必须爱护他们，不要使他们热中于其他一般说来是有益的但不适时的任务。(p.248)

    致伊•伊•拉德琴柯
    决不作任何妥协，无情地反对经济主义的和手工业方式的任何一点残余，——我认为这就是您应当为自己小组提出的任务。为了建立一个战斗的火星派小组，宁可用３个月、半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准备工作，也比把不很彻底的分子同万尼亚的那些玩弄外交手腕的、优柔寡断的人联合起来要强得多。您要利用在小组中不受任何拘束的机会，坚决地实行自己的路线，让那些不完全是自己的人离得远远的。(p.253)

    致伊•瓦•巴布什金
    让一切调和主义分子、“观点捉摸不定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见鬼去吧！！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宁要两三个积极肯干和忠心耿耿的人，不要十个暮气沉沉的人。(p.308)

    致弗•威•林格尼克
    当前很多革命者情绪中的一个特点。这就是坐等指示，要求从上面、从旁边、从外面得到一切，每当由于不积极而在当地遭致失败，就一筹莫展，一天到晚怨声不绝，只想发明出一种药方，医起病来又便宜又容易。
    请你们相信吧，任何一个这类的药方都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们自己不努力、不机灵，那谁也没有办法帮你们的忙。(p.326-327)

    走江湖的人一向故意装得忙忙碌碌，大叫大嚷，而一些天真的人则把这当作卖劲。(p.328)

    致叶•米•亚历山德罗娃
    我们原则上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是它不能超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统一所决定的合理界限。(p.346-347)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
    决不容许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给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耍弄阴谋以及在日益明显的分裂气氛中愈来愈流行的各种美妙的罪名，用这些来说明发生的事情。决不能容许这样做，因为这至少，说到底，是毫无道理的。(p.360)

    致亚•米•卡尔梅柯娃
    不应夸大自己的委屈，以致放弃工作，要知道，工作能很快使人忘却“狂热”。拒绝工作是条死胡同，是没有出路的。(p.364)

    致Ｂ．Ｍ．斯米尔诺夫
    对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也必须支持，但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目标，而把自己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p.368)

    致加•达•莱特伊仁
    分为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倒比合成一个有名无实的统一的同盟好。(p.373)

    致马•尼•利亚多夫
    在编辑部中的应当是真正的编辑，而不是挂名的编辑；编辑部应当是一个实干的集体，而不是一个庸俗的集体；其中每一个成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应当有自己的意见。(p.395)

    致叶•德•斯塔索娃、弗•威•林格尼克等人
    不久前出版了托洛茨基的一本新的小册子，据称是《火星报》负责编辑的。因此，它看来也就成了新《火星报》的《信条》。这本小册子满纸无耻谰言，完全歪曲事实。这竟是在中央机关报负责编辑的情况下干的。火星派的工作遭到百般诋毁，说什么经济派干的事要多得多，火星派缺乏主动性，他们不为无产阶级着想，而更关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弄得到处都是暮气沉沉的官僚主义，——他们的工作就是实现有名的《信条》这一纲领。用他的话来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巩固小组组织方式的一种反动企图，等等。(478-479)

    致奥•阿•皮亚特尼茨基
    有时候人们说，不能把私人信件用于政治斗争。这话不对。当私人信件揭露党内负责人员滥用职权时，利用这些信件是必要的。(p.496)

    致亚•亚•波格丹诺夫等
    首先要做的是创办机关报，机关报，还是机关报!(p.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