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基本概况的回顾。

    通过前文引用的电报我们知道，石窝分兵时，右支队是作战部队，当时有七百余人。第三支队有一千多人的彩病号及妇女、小孩，这一部分人基本没有战斗力，还有一百人左右的一个不满员的步兵连，有一定的战斗能力，有枪百余条，但缺少弹药。出发后，第三支队就紧紧跟随在右支队的后尾行动。三月十五日，到达祁连山山脚的红湾寺（现肃南县所在地，又名黄番寺）藏族居住区。

    右支队计划到祁连山中去打游击，以便伺机东返。右支队刚一出动，敌即以一个旅跟踪而至。十五日晚，双方遭遇于红湾寺地区。王树声命令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展开激烈战斗，将该敌击退。十六日又发生激烈战斗。后来，敌集中两个旅的兵力，以强大的炮火为掩护，再度发起进攻。右支队迭遭苦战，弹尽援绝，部队大部被冲散，余部向东南方向突围。而第三支队的一部分在支队领导的率领下向北活动，不久即被敌搜山部队冲散，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支队长张荣被敌人杀害于梨园口；另外一部分伤病员和妇女、小孩继续随王树声等向南行动。

    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右支队指挥员王树声任命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方强为右支队交通队的指导员。交通队武器精良，为右支队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围。但是，右支队刚开始行动，就被众多的伤病员拖累，因此行动缓慢。敌人却紧追不舍，很容易追上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十六日夜，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让方强留下来做伤病员和妇女、小孩的工作，安排他们分成三三两两的小群体分散突围。第三支队就此解散。

    分兵之时，随右支队行动的领导有王树声、五军军长孙玉清（董振堂牺牲后孙玉清被任命为红五军军长）、九军参谋长李聚奎、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后为西路军教导团政委兼团长的朱良才、九军政治部主任徐太先和九军宣传部长方强。几位领导大致做了分工：王树声和孙玉清带着交通队在前面开路，徐太先和方强走在队尾收容伤病员，李聚奎和朱良才负责电台和断后。在夜幕中参谋长李聚奎发现电台落在了后面，只好和徐太先站在路边等候，由此与王树声率领的军部失去了联系。

    与军部失散后，引起了部队的混乱，李聚奎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才使部队稳定下来。这时天已经亮了，李聚奎等人带着四个连三百余人的部队继续前进，爬上了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山峰隐蔽起来。晚上又将部队集合起来，在夜幕中前进，由于道路不熟，又转回到康隆寺。这时天亮了，敌人的骑兵发现了他们，把这支小部队给冲散了。

    夜晚李聚奎等人出来收拢部队，又集合了一二百人。部队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徐太先任主任，李聚奎任副主任。他们决定往西走，去找左支队。追了一天，没有发现左支队的音讯。他们于是再掉转头，转回康隆寺，打算就地打游击。后来被敌人的小股搜山部队冲散。隐蔽在祁连山上的李聚奎、朱良才、徐太先和方强身边只剩下十几个通信员，所带的干粮也已全部吃完，于是他们分散下山，历尽艰险，终于回到了延安。

    先行的王树声他们与部队失掉联系后，只剩下骑兵师师长杜义德、参谋长李彩云、作战科长李新国及其他几个干部和警卫员、通信员数十人，向深山密林中退去，从此与部队再也没有联络上。他们这支小部队继续西行，与红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带领的一支小部队相遇，于是他们决定两支部队合在一起，继续向西追赶左支队。

    在西行中，他们与马家军搜山的马忠义旅遭遇，在作战中年仅二十三岁的熊厚发英勇牺牲。孙玉清向西突围。期间，他与警卫员再次失散。四月上旬，孙玉清孤身一人来到位于祁连山南山的肃州（现酒泉市）金佛寺乡的惯山河谷地带，被敌马忠义旅的一支搜山民团捕获。五月上旬，在西宁英勇就义。王树声他们被打散后，后来分头回到延安。

    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康隆寺一带，打退了敌人十余次冲锋，策应和掩护了左支队的行动。但最终因众寡悬殊，被敌马彪部击溃，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人突围后分散行动，以后陆续回到陕北和流落到河西等地。[393]

    （2）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评析。

    我们看到，石窝会议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了部队。

    新成立的西路军工委决定兵分三路，进行游击战争。西路军余部分为作战部队和非作战部队两个部分。作战部队又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向西，右支队向东进行游击战争。非作战部队是由彩病号、妇女、小孩组成的第三支队，则在祁连山区进行活动，留在本地进行游击战争。

    由彩病号、妇女和小孩组成的第三支队，本来行进缓慢，也没有战斗力。如果不分离出来，西路军作战部队不仅难以迅速摆脱敌人，同时也会把作战部队拖垮。如果将他们分离出来，单独行动，脱离西路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他们就会直接处于马家军的攻击之下，溃散是必然的。但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种分兵方式是为了作战部队的机动转移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为了大局而作出的牺牲，当然无可厚非。在开始行动的时候，第三支队紧紧跟在右支队的后面，实际上还是希望获得右支队的保护。

    石窝分兵后，西路军要分散游击，就要首先脱离马家军，求得休养生息，然后才能进行游击战争。这就如同长征期间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为了保存实力，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而走雪山草地线一样[394]。由于西路军余部此时已经经受不起任何一场较大战斗的冲击，因而西路军工委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战斗。保护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则是这个任务中的重点。因而西路军余部的行动应该是离开马家军的防区，避开马家军的搜捕而向西行动，求得保存，而后寻求发展。

    从三个支队的结局看，最后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冲散，而左支队除了行军途中的自然减员外，没有遇到什么战斗。造成这种状况的不同原因，是因为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向西行进，实际上是逐渐避开马家军，而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中行进，实际上是迎着马家军搜山部队的方向前进。以当时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战斗力根本难以抵御马家军的进攻，因而溃败是必然的。由此我们看到，是避开敌人，还是迎着敌人搜捕的方向前进就成为这三个支队出现不同结局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看到，右支队尚有七百多人，相当于左支队一半的力量，主要是红五军和红九军的余部组成的，在右支队中还有不少高级干部。如果右支队和左支队一齐西行，远离马家军，由于右支队是作战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行动也比较迅速，是可以迅速摆脱马家军，得到保存的。但是右支队却没有向西行动，而是在右翼大山马家军搜捕的区域活动，恰巧成为敌人的目标，造成了右支队的溃败。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西路军工委在行动方向上安排的一个重大失误。

    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左支队转移过程中的配合作用。我们当然承认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进行活动，确实牵制了马家军，客观上起到了策应左支队转移的作用，但这并非左支队安全转移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在右翼大山中的活动，直到迅速被敌人打散，是西路军工委安排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右支队和第三支队被冲散了。这是西路军失败后，西路军工委在分兵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当时将彩病号、妇女、小孩分离出来，保证作战部队的顺利转移是必要的。因为西路军余部已经失去了和马家军交战的能力，因而在马家军的强大攻势下，应该迅速摆脱马家军的追击，向着远离马家军的方向前进，暂避其锋芒。但是我们却看到右支队是迎着马家军，而不是向着脱离马家军的方向行进，这样也就难以避免溃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