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前往陕北途中的基本概况。

    徐向前就他和陈昌浩离队问题曾回忆道：“关于我俩离队的事，他（指陈昌浩。—引者注）可能和别的军政委员会委员酝酿过，但我毫无思想准备。我说：我不能走，部队打了败仗，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陈昌浩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你如果留下，目标太大，个人服从组织，不要再说什么了。”“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他要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是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如果我留下来的话，军心会稳定些，最低限度可以多带些干部到新疆去。”[383]由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徐向前当时确实是不想走的，而陈昌浩是要回陕北和中央去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徐向前非常懊悔自己没有坚持留下来，几十年后还对此疚愧良深。

    徐向前在谈到他和陈昌浩在离队后前往陕北结伴而行的情况时回忆道：“我和陈昌浩同志是三月十六日启程东返的。开始，由陈明义、肖永银带了个警卫排护送我们。快走出祁连山时，为减少目标，留下他们就地游击，只剩下我和陈昌浩及一名保卫干部同行。第二天，那个保卫干部失踪，听说是碰上马家军，当了俘虏。

    我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一带，天已擦黑。转来转去，找到个屯庄，就在老百姓家里住下来。那家户主大概性但，汉人，业医，湖北人。家里人来人往，和周围居民的关系不错。陈昌浩也是湖北人，碰上了老乡，格外兴奋，有了安全感。我们吃了顿饱饭，就睡下了，睡在一个炕上。我对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来，好走哇！他答应得很痛快。可是次日拂晓前我喊他起床时，他变了卦，说：太累了，休息几天再走吧！我想，他有老乡掩护，住几天没关系，我不行，得坚决走。就说：如果你不想走，就留下住几天，我的口音不对，在这里有危险，得先走了。他表示同意，我便匆匆离去。”[384]我们看到，长期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在这个时候暂时分手了。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向中央汇报工作为由离开西路军，但是在前往陕北途中却磨磨蹭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徐向前却风尘仆仆地前往陕北，两相对比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和陈昌浩分手后，徐向前谈到他返回陕北的情况时回忆道：“归心似箭的我，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大步流星，昼夜兼程。那时，我几个月没刮胡子，好些天没洗脸，穿着件羊皮袄，打扮成羊馆模样。沿途找老乡要点吃的，倒没遇上麻烦。经永昌到凉州地带，碰上了我们的特务营长曹光波，外号叫曹大头，跟我一起走。经土门、景泰，到了黄河渡口，坐羊皮筏子渡河，直奔打拉池。打打池是个小镇子，有些店铺。我们找了个旅店住下。我用金戒指换了身棉袍穿上，像商人，又像教书先生。给曹大头也换了套衣服，打扮成伙计模样。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归邓宝珊管，离陕北根据地不远，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些。

    翻过六盘山，走到平凉，住了一天。那天国民党队伍正往西开，城里乱糟糟的，气氛有点紧张。我在书店买了张地图，赶紧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看地图。因怕敌人搜查，觉也没睡好。离开平凉城，一路向东走，路边有个农民摆摊子，卖小吃。我们买了点吃的，边吃边和他拉呱。后来我问他：你们北边的山上住的什么军呀？他说：是红军。这下我就有了数，吃完东西，赶紧往北走。到了小屯，见到耿飚、刘志坚同志。悲喜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第二天，刘伯承同志派人把我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我们谈了些西路军和援西军的情况，他就安排我去休息。那时我疲劳得要死，好像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只想好好睡几天觉。”[385]徐向前心向陕北，历经艰险，终于顺利到达陕北。

    徐向前在谈到他回到延安时回忆道：“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386]我们看到，徐向前刚回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他，这说明毛泽东对他的归来是非常重视的。草地一别，恍若隔世。徐向前回到延安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他当然不会忘记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为争取他北上亲自到他的住地做工作的事。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后，又向他和陈昌浩发出北上的指令，而他们却听从张国焘的命令南下了。但毛泽东不咎既往，却安慰了徐向前几句话，显示了他战略家的视野和政治家的宽阔胸怀。这令处于困境中的徐向前非常感动。

    徐向前在谈到他回到延安后陈昌浩仍然没有消息时回忆道：“陈昌浩同志的下落不明，我很担心。曾向毛主席建议，再派人找一找，毛主席也同意，但一直没找到。抗战开始后，陈昌浩回到延安，我们才知他在大马营那位老乡家里，大病一场后，转回湖北老家，直到抗战爆发。等他回到延安时，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387]我们从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到，陈昌浩在大病一场后，回到了湖北老家。陈昌浩的病显然是徐向前在大马营走后才得的，我们从前文徐向前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分手时陈昌浩没有得病。他们没有一起走并不是因为陈昌浩有病，而是陈昌浩自身的意志力问题。陈昌浩病好后，没有直接赶往陕北，而是回到了老家。陈昌浩这样做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疑问，这就不禁使我们深思，为什么陈昌浩要先返回老家呢？

    （2）对徐向前、陈昌浩离队问题的评析。

     我们知道，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之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石窝召开。会议作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是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作出的，但是无疑陈昌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是不愿意离开西路军的，而且为此还做过陈昌浩的工作，劝说陈昌浩留下来，感情真挚，声音凄婉，此情此景，几十年后仍让人感慨不已，为之动情。但在陈昌浩的坚决要求下，徐向前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

    徐向前一生有两大撼事，让他愧疚于心，耿耿于怀，自责不已，抱恨终生。这次在西路军失败之际离队就是其中的一次。另一次是长征期间他与陈昌浩置中央的指令于不顾仍然执意率军南下，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在陈昌浩执意南下的情况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为了争取徐向前北上，毛泽东曾专门到他的驻地征求意见，但见到徐向前表示南下的态度后，也只好告辞而去。[388]后来，徐向前说：“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389]

    那么，陈昌浩为什么主张他和徐向前这两位西路军主要领导人要离开部队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徐向前前文的回忆中我们看到，虽然他表示不愿意离开西路军，但是陈昌浩说他留下目标太大，因而必须离开西路军。陈昌浩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潜含着自己留在西路军目标太大的意思。这就颇为让人感到蹊跷。徐向前、陈昌浩在不在部队中，马家军不见得能够知晓，他们离开部队，与马家军进攻西路军，缩小不缩小目标并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如果他们留在部队，可以稳定军心，同时还可以使西路军余部能够凝聚起来，振奋精神，加强团结，克服困难，转出祁连山。因而我们认为陈昌浩说得缩小目标，只能是一个借口，并不是他们离开西路军的真正原因。

    那么，陈昌浩离开西路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徐、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陈昌浩还要向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390]陈昌浩的这个观点我们也可以从张国焘三月四日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的电报中反映出来。[391]我们认为这是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回陕北的主要原因。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有什么问题值得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离开部队回陕北去汇报呢？当时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如何保存部队，保存干部，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求得生存和发展。而徐向前、陈昌浩留在部队就便于起到这样的作用。因为他们两位是当时西路军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走后，别人没有他们所具有的权威，也就难以起到他们能够起到的作用。特别是西路军失败后，部队涣散，人心不齐，难以收容，急待整顿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却离开了西路军，这样就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失去了“主心骨”。西路军余部分兵三路，其他两个支队均被敌人搞垮，只有左支队在党中央的指引下经历千辛万苦走出了祁连山，到达了新疆。如果他们在部队中起码可以聚拢部队，对部队的行动给予具体的指导，避免无谓的损失。因而，在这个时候他们的离开，可以说给西路军造成了不少困难。

    陈昌浩认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应由军委来负，要回延安去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我们前面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显示，除去西安事变后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中央要西路军东返外（实际上根本没有实施），中央没有变更过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可是中央作出的关健性指示（西路军要立足于个人奋斗，不能依靠外力援助；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等等）西路军领导人始终难以执行。特别是高台陷落后在中央授予他们行动自主权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折转西返，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陈昌浩耿耿于怀的是红四军、三十一军没有调往河西，因而认为是中央造成了西路军的失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而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又比西路军大得多。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红军难以及时增援西路军，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大局出发作出的必然选择。我们看到尽管陈昌浩口头上表示要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他仍然认为是由于河东红军没有能够及时援助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因而要与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这恰恰表明他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我们现在就陈昌浩与徐向前在离队问题上、离队后回陕北的迅捷程度上和他们离队后的归宿上作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西路军失败后，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问题上，徐向前反对离队，主张留下来，这样起码还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陈昌浩则坚决主张他们两个离开西路军，向中央汇报工作，和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他们两个在离队问题上表现了不同的态度。当徐向前提出不同意见时，陈昌浩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要求徐向前服从组织决定。

    在返回陕北途中，徐向前主张快速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而陈昌浩则拖延塞责，延误时间，导致两个人分开行动。我们看到在大马营陈昌浩竟然为了休息几天而不惜与徐向前分开，单独行动。而徐向前为了及早赶回陕北，不得不自己独自上路。在返回陕北的漫漫征途中，这两位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最终分手了。

    在他们两人返回陕北的归宿上，我们看到，徐向前风餐露宿，风尘仆仆，奔赴延安，而陈昌浩则回到老家，后又转赴延安。

    陈昌浩作为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又是他自己提出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应该星夜赶往陕北。但是在陈昌浩遇到老乡后，就以休息几天为由耽搁了下来，而这时陈昌浩并没有病。徐向前走后，陈昌浩大病一场，病愈后回到西安，在西安即使找不到组织关系，他还可以只身前往延安。但是他却回到了老家，一九三七年八月才回到陕北。如果回陕北汇报工作，应该第一时间回到陕北，我们看到陈昌浩不仅在路上耽搁时间，而且是在绕道老家后才折回陕北。那么陈昌浩为什么不愿意回延安呢？他内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呢？由于他的检查报告尚未解密，我们还无法知晓。

    古人尚有出门忘家的规矩，而陈昌浩却没有直赴延安，而是回到了家乡。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这种行为感到惋惜。后来，陈昌浩与徐向前在革命队伍中的境遇竟是如此不同，不仅仅因为他是张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而与他们在离队与归途中的表现也不无关系。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在离队问题上，在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迅捷程度上，在离开西路军的归宿问题上表现了迥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他们党性修养的差异，也折射出他们对革命忠诚程度的不同，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认为陈昌浩流露了对革命前景的黯淡之情。身为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不是想着如何收容部队，保存有生力量，稳定部队，共渡难关，却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在返回陕北途中，又是拖延时日，为求安逸，滞留在河西。病愈后，又没有直接前往陕北，而是返回老家，以后才到达延安。既然返回中央汇报工作那么急迫，为什么不及时返回陕北，而却回了老家？如果向中央汇报工作不是那么急迫，在西路军失败之际离开部队，本身就是一个借口，那还不是在关健时刻“开了小差”？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能没有严格的纪律。陈昌浩回到陕北后，受到审查，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这种审查不仅因为他是张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西路军失败的第一责任人，而且也与他没有及时返回延安不能说没有关系。像这样的审查，并非只是针对他一个人。欧阳毅曾经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高级干部，在干部游击支队被打散后返回陕北途中，因为卖字延误了回延安的时间，也同样受到了审查。[392]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部队败亡之际，离开部队，这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归向延安途中，不是首先奔赴延安，而是拖延时间，先回了老家，这本身就是无视革命组织纪律性的行为。这是他的污点而绝不是他的光荣。

    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失败之际陈昌浩在书写自己人生历史的过程中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这是他人生历史画卷上的一个败笔。在西路军遭遇失败面临最困难的紧急关头，如果徐向前、陈昌浩留在部队不但可以将残部收拢起来，保存下较多的有生力量，避免一些无谓的牺牲，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多保留下一些火种，同时又可以用他们自身的行动化为鼓舞西路军指战员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失败之际，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我们首先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溃败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然后再对右支队和第三支队的溃败作一个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