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款到淳化即送八万至十万予援西军。” [367]

    由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当时援西路军急需的费用，直到三月五日仍然尚未落实。如果在没有必要费用的情况下，援西军渡河西去，我们很清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援西军西去，还要筹集物资。由于西路军所带电台用材已经用尽，援西军还要为西路军筹集电料。当时河东红军没有储存的电料，因而就从留守河东的红军部队中筹措。

    二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西路军电台材料只够用月余，增援军须多带电料及其他器材品，务从前方抽调愈多愈好。”[368]

    三月一日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贺龙、关向应、罗炳辉、袁任远： “前方电台可大部停工，将电料交增援军，后方现存电料极少，但尔后可向山西大批购买补充前方。” [369]

    我们看到，为了筹措物资和电台材料，也成为影响援西军及时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以上所引用的电报可以看到，当时河东红军经济极为困难。但是为了援助西路军，中央正在想方设法募集款项，筹措物资，以期能够尽快援助西路军。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的经济困境确是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重要因素。

    ④能否搜集并及时建造渡河船只，也成为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一个重要因素。

    河东红军要增援西路军，必须要西渡黄河，因而要首先解决渡船问题。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要首先搜集船只，建造船只，为西渡黄河作好准备工作。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副部长周玉成、红三十二军政委袁任远：

    甲、船工队所缺少之木匠、铁匠人员，请立即设法补充。

    乙、棉花、铁钉迅速（筹）集和制造。

    丙、该队船工队须于三日动身去镇原，限五日到达，归炳辉指挥。[370]

    二月二十七日军委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刘伯承及红四军、三十一军首长：“除罗、宋所部即日开镇原待命，准备附工兵连为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并督造船只外，主力两军限三日准备完毕，四日开始出动。出动前应准备事项如任务说明、经费、子弹补充等，由彭、任负责处理。[371]

     我们看到中央要求援西军作好出发的准备，迅速调动造船人员到镇原，建造渡船，解决渡河的工具问题。同时又派先遣队抢占靖远渡口，作好渡河的准备工作。

    三月一日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贺龙、关向应、罗炳辉、袁任远：“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372]

    中央要求罗、宋部作为先遣军出动，抢占渡口，加紧造船，准备西渡。

    三月五日二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意罗（指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引者注）来电。即由镇原开青石嘴待命，骑兵一团留镇原候船工队到。”“庆阳船工队开镇原，送骑兵团交罗、宋。” [373]

    我们看到，中央在紧急调拨船工队赶到渡口，赶造船只，以便于援西军渡河。

    河东红军要援助西路军，就必须首先渡过黄河。而在黄河解冻后，要西渡黄河就必须解决船只问题。因而中央加紧调派船工队，筹集造船原料，建造船只。这就需要时间。因而搜集和建造船只也就成为影响河东红军及时援助西路军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处于危难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维护我党河东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虽然作出了增援西路军的决定，但是由于河东仍然处于国民党中央军的重兵威胁之下，从确保河东我党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时也由于要募集物资和筹措经费，搜集和建造船只，这就成为制约河东红军对西路军迅速增援的重要因素。由于西路军退入祁连山后已经失败，同时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进驻原东北军防区，对援西军西进构成重大威胁，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于镇原、青石嘴一线。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组织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增援的历史评析。

    前面我们已经对河东红军增援西路军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由于河东不论从经济条件、人口状况及发展潜力等方面远远超过河西，将战略重点放在河东，不但可以担负起民族战争中的领导重任，提高我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而且还可以以河东为根据地，适时向华北、华东、华中发展，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如果将战略重点放在河西，那么就河西的经济条件、人口及发展潜力也就决定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难以得到发展和壮大。同时，河西地区地处黄河以西，如果国民党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身处河西偏僻地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就难以在适宜的时候向华北、华东和华中发展，从而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这样我们看到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地位不同，必然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将发展的重点放在河东，只有河东才代表我党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毛泽东代表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代表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首先从红军兵力的分布上来进行比较。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红九军、三十军都在西路军，因而应该说西路军的战斗力要比它在红军兵力当中所占的份额还要大。由于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的兵力分布看，中央也很难再向河西派兵了。

    我们再从河东红军与河西红军面临的压力来进行比较。西路军也就是抗衡着甘、青二马，而河东红军却面对着国民党中央军的强大压力，同时又承担着西安事变后与东北军、西北军协防作战来遏制国民党中央军的任务。因而在国民党强大的兵力威胁下，根本就难以抽出兵力来对河西进行增援。

    西路军领导人在难以获得河东红军援助的情况下，要求将红四军、三十一军调往河西，增援西路军。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说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要他们归还建制，这显然是从西路军自身局部利益出发提出的具有浓厚本位主义色彩的要求。尽管红四军、三十一军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但这两个军并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而是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党中央自然有权根据形势的需要将这两个军置于最需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红四军和三十一军也有一万多人，如果将这两个军调往河西，实际上河东河西就平分兵力了。当时在国民党的重兵压力下，一旦处置不慎，失去了河东根据地，使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的三位一体的联盟解体，那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压向河西，从而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这将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也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维护民族利益要求的大局出发，也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出发，着眼于河东河西红军兵力分布及面临不同压力的现实状况，清醒地意识到河东难以再向河西调动兵力了，这样才一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而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然难以满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出兵河西的要求。

    虽然河东没有为河西提供援助，但是我们注意到西路军从组成到失败，除去西安事变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实际上没有施行）中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外，中央再也没有因为要求河西策应河东而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由此看来，当时在西路军领导人的要求下，河东没有为河西及时提供援助，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主观臆断，而是鉴于河东河西在我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以及河东河西面临不同压力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如果红军主力西渡，也就意味着我党发展的重点转向河西地区，那将会严重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反复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到三月初西路军失败前夕他们还在向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由此我们认为，在河东红军主力是向河东还是河西发展方向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种分歧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与西退路线上的不同认识所致。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对中央没有及时援助西路军耿耿于怀，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们没有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要仅仅看到河西红军的战况，将视野局限于河西战斗的激烈、艰难与残酷，却忽视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不同形势，漠视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回避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本质区别。这样也就难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没有及时进行增援，从而得出西路军失败应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负责的结论。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如果不是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就是别有用心的。意图通过这样的解释将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掩盖起来，转移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从而达到为西路军“翻案”的目的。

    有的关于西路军的作品，过分渲染西路军指战员的悲惨遭遇，以此来激起读者的愤慨，抛开历史文献档案，回避东进与西退路线斗争，不对河东河西面临的形势及当时红军兵力在黄河两岸的分布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利用一些高层人物的言论为依据，想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定论，为西路军问题进行“翻案”。

    在西路军陷入困境后，因何中央没有立即派兵增援呢？通过我们引用的电报可以看到，中央派兵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河东红军经济非常困难，要派兵增援，就需要开拔费用。当时就连增援的开拔费用都要多方筹借。而筹措物资，筹借开拔费用，要造船渡河，这都需要时间。

    当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而河东的形势却错综复杂。河东红军的调动可能对全局形势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党与国民党谈判刚刚取得进展，因而河东红军的移动会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也是中央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不顾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对，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向河西增援，那么不仅会引起国共关系的恶化，更为让人担心的是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乘河东红军渡河援助之际，大举进攻陕北，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因而中央才决定为了避免平分兵力，红一方面军不去，防止国民党军队乘河东红军援助之际，乘火打却，对我陕北根据地发动进攻。

    鉴于西路军两万多人最后兵临绝境的惨痛教训，在河东红军主力难以援助的情况下，由于河西的敌情、地形及其他情况的限制，派出的援西军能否达到增援的要求，如何避免援西军又陷入困境？这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因而中央对援西军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其中提出的一个援助条件就是不要使援西军又陷于困境。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根据当时河东河西面临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以大局为重，慎重增援的方针。后来竟然有人以此指责增援军进展缓慢，致使西路军陷于绝境，实在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组织援西军增援西路军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艰难的抉择之中。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当时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出发，河东红军难以再向西路军增援。但是当西路军陷入绝境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作出了增援西路军的决定并付诸于实施。援西军没有象有人要求的那样迅速行动，是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河西增援问题上是冷静的，理智的，慎重的，而没有采取情绪化地方式来处理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种冷静而没有情绪化地处理方式还有一个事例。五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总部九千余人被国民党军队围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一度计划对国民党开展政治军事大反攻，但权衡利弊后，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也从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最终还是采取了政治上反攻，军事上防御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374]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我们首先引用相关文献资料，来简单介绍一下石窝会议及西路军余部进行分兵的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再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评析。

    （1）石窝会议及西路军余部分兵的基本状况。

    在西路军由梨园口退入祁连山后，在马家军的追击下，继续向深山中转移，三月十四日到达石窝。这个时候，西路军大部已被冲散，能够集中起来的人员也就是三千人左右，西路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健时刻。

    三月十四日傍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石窝山举行。会上陈昌浩提出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第一，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第二，剩下的部队分散在祁连山中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三，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人参加，统一指挥剩余部队的行动。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375]

    关于石窝会议，后来徐向前回忆道：“我军从康龙（隆）寺地区边打边撤，退到石窝一带的山上，已是斜阳晚照时分。我在前沿阵地指挥部队打退追敌的最后一次进攻，还没喘过气来，就接到陈昌浩的通知，去石窝山顶开会。我到那里一看，剩下的师、团干部，还有二三十人。部队吃了前所未有的败仗，大家异常难过。会上，陈昌浩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除、陈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现有部队分散游击，坚持斗争。”[376]

    当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西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李卓然后来评述道：“而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377]这里李卓然虽然没有直接对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离队做出评价，但是从字里行间中我们却分明感觉到李卓然对徐、陈离队是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