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以为西路军当时西进是无目的地，这是直接否认了中央军委的正确指令，与当时客观上之需要。[评点：这是说西路军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进”的，这就没有反映当时的事实真相。]

    2、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不“遵命东返”是表示反抗中央或继续退却路线，这是不知事实；[评点：从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看，当时西路军虽然仍然倾向于西退，但在中央命令下，并没有拒绝东返。不过是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鉴于西路军仍然主张西退，中央才又取消了东返命令，同意了西路军继续西退。]西路军绝对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评点：这不合乎史实。既然是在中央绝对领导之下，为什么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令红九军、红五军西渡黄河呢？为什么未经中央批准就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西退的行动？为什么积极执行西退路线，而消极执行东进路线，还一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保留东面回旋余地，不要向西边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重要指示？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的前夕，一面说和平不可靠，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在明显执行张国焘西退路线而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同时，还一面向中央申明“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而陈昌浩的检讨导致中央的不满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3、以为西路军失败是毫无意义，这也不合事实，西路军是为党任务而斗争，指战员为命令而努力，这当不可否认的。[评点：谁的命令呢？不能因为要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而说西路军失败是有意义的嘛！]

    然而西路军惨痛结果使得我们忍受与好好去研究，这中间必须反对这样的观点：（1）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消极与对目前前途失望。殊不知西路军失败了，使得我们记忆，然而抗战局势开展，党的成就伟大，在今后努力学习与工作中还可以补偿过去的损失。（2）以为西路军失败，而表示不光荣与“赌气”，失败当然不只是不光荣，而且是罪过，然而共产党员，只能在今后学习与工作中来挽回自己的过失，不应该带少许的个人主义，来妨碍自己的努力。[评点：这种态度是可取的。]
 
    （四）总结说来，西路军根本上失败的原因虽然有些客观的条件，但是主要的是由于主观上政治的战略路线上的错误。[评点：这样就避开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究竟西路军以自己力量处在这样客观环境中，如果没有上述主观错误，能否根本上消灭“二马”或战胜“二马”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及接通远方的任务呢？我的结论是：

    西路军能够不犯上述主观上主要错误，是可以根本打击“二马”，停止其进攻，尔后或是乘胜西进占领安西，为接近远方或占据脚跟，创造一分（虽然是不大的）根据地取得与“二马”停战的条件，[评点：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不犯错误，第一种结局是可以在河西站稳脚跟，取得一块不大的根据地，与二马停战。]至于可以保存其基本力量（如向中卫出动，如西安事变后东返），即令迫与续战，亦成延长抗战时日与保存自己基本战斗力量于最后，而不能致使西路军如现时之根本失败，[评点：第二种结局是西路军在西渡或西安事变后及时东返，可以保存基本力量。]但以西路军实力与处境，在“二马”之优势兵力，民族力量与各种特点的条件之下，不能根本消灭“二马”。根本消灭“二马”，推翻甘北以至西宁的统治，尚非西路军可胜任。[评点：中央认为依据西路军兵力是可以完全战胜二马的，而陈昌浩在这里重复了西路军失败时的观点：西路军不能单独战胜二马。在西路军能否战胜二马问题上陈昌浩与中央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这是否说，我仍然减轻主观上的错误，不承认西路军有根本消灭“二马”的可能呢？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否认客观现实。因为客观事实如此，西路军不犯主观错误，可以击返或停止“二马”之进攻，可以完成任务，但不能根本消灭“二马”，这刚刚是给予主观错误以正确估计。[评点：陈昌浩仍然不承认西路军能够消灭二马。]

    这是否说，既不能根本消灭“二马”，又如何能完成一定任务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中国红军虽不能根本消灭蒋介石，但红军能够几次粉碎（或击退）其进攻，最后亦能保存基本力量达到今天实行抗战之任务。[评点：以当时红军与蒋介石的兵力对比来看，以当时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兵力对比来看，进行比较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比喻恰当吗？]西路军在击退或粉碎“二马”一次或二次进攻之后，以自己力量的补充可以完成接近远方之任务。而击退“二马”的进攻与根本消灭“二马”不同，根本战胜“二马”非西路军所胜任，即令援西军到达与西路军夹击“二马”，也只能做到粉碎其进攻。而根本消灭“二马”，亦非援西军胜任。[评点：如果援西军象西路军那样进行作战，自然不能胜任。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合乎实际，尚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考证。]虽然西路军犯了这个政治上战略上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完全在党中央与军委正确路线领导之下而工作的。[评点：这是在检讨报告中又一次重申了西路军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失败的。几十年后徐向前、李先念还要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而且居然取得了成功，终于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虽然西路军对于中央与军委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但西路军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之上来努力的，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相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评点：光这样说不行，关健是立足于西路军斗争的史实，从中央正确路线与张国焘路线的分歧出发，通过详细考察后再作结论。这里实际上是将与中央保持联系，承认中央领导地位，与执行中央正确路线混为一谈了。]我到苏区后，我始终表现了我完全同意中央反国焘路线之正确。我总为我自己在西路军未成立之前主要是渡河之前，我是受到国焘路线支配的。但是，是开始过企图反对国焘退却机会主义军事策略与承认过去“分裂红军反对中央”之政治路线的错误（当然承认的不够）。在西路军时期，我也申明我完全同意中央正确路线，这证明我在甘南在西路军是走上了中央正确路线的，虽然中间还有不彻底的地方。[评点：陈昌浩认为自己在南下期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在甘南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在渡河时期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在西路军成立后在河西转战时期是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这里和中央有分歧的是西路军向西退却后是否执行中央正确路线。那么，到底是陈昌浩的说法正确呢，还是中央的说法正确呢？我们前面通过分析已经做出了回答。]

    甘北重要性与“二马”立场：甘北重要，特别是在今天时局中表现异常重要。在日本取得察、绥以后，甘北不只是抗战的后方，而且是中国内地与新、蒙、苏联之主要联络线，这地应绝对控制在抗战手中，而不容日本之侵犯。[评点：甘北再重要有中国腹地重要吗？陈昌浩这样说是不是还有点西退路线的痕迹呢？日本会舍弃中国繁华的内地而冒险出兵甘北吗？从历史上看日军没有到达甘北，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展到甘北。看来，陈昌浩对甘北地位的估计过高了。]但“二马”有其特性，有其野心，并有其历史上受日本、亲日派策动之事实，日本“回回国”之企图，现在正竭力求其实现。[评点：陈昌浩认为在日本的拉拢下二马有独立的可能。]“二马”在今日中国抗战地位中诚属重要。[评点：还是要结合当时的情况对二马的地位做出恰当的估计。][478]

    （2）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综述。

    我们看到陈昌浩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从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及政治工作三个方面作了总结。应该说他的总结是系统和详细的，是第一个以当事人身份对西路军失败作了全面剖析的领导人。由于他是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因而他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领导人的动机、决策形成的具体情况及相关史实所作的阐述与分析，又是研究者所难以企及的，因而就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但是作为当事人，对自己刚刚经过的事件进行反思总结，同时又有一些利益上的纠葛，自然也就难以避免认识上的局限，这也就影响到检查报告的客观与公正，影响到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科学阐释。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艰苦的工作。

    毫无疑问，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在红四方面军内不论从职权上还是从威信上，他是仅次于张国焘的第二号领导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央派来的，是当年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也是与他的领导能力和贡献分不开的。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决策擅自南下的时候，陈昌浩最终还是置中央北上的命令于不顾，跟随张国焘南下。对于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失和张国焘另立“中央”，陈昌浩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当然在中央单独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当有人请示是否追击时，陈昌浩听从了徐向前的劝告没有追击中央，还是应该肯定的。在后来张国焘北上问题上，陈昌浩也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但是我们从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以及在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尽管西路军领导人是在承认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来行动的，他们的行动总是希望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陈昌浩也有苦干执行中央指示的表示，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从根本上来说西路军领导人则是把中央的指示束之高阁，以致于造成西路军的严重失败。

    陈昌浩文武双全，确实具有干练果断的一面，但是在他性格的深处又有犹柔寡断的一面。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之间出现争执的时候，当着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出现分歧的时候，无论强调他性格的干练果断，还是犹柔寡断，都是片面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他对中央的东进路线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与红四方面军发展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过去又出现过反对中央的南下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影响陈昌浩决策的主要因素。因而我们应该从这些史实出发，而不能单纯强调陈昌浩个人性格的因素，那样会离开唯物论，也难以揭示历史真相。

    陈昌浩在检查报告中承认渡河时期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但是在甘南时期和西退后没有执行张国焘路线。

    在甘南时期，当张国焘要求西渡时，陈昌浩表示反对，并且和张国焘发生了他们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弄得张国焘大哭一场。可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的支持下，通过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虽然一度改变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最终取消西渡，转而北上。这个时候陈昌浩确实是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他反对张国焘路线，并不证明他从思想上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从后来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及在河西转战过程中明显地反映出来。

    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知道，从西路军西退直至河西转战的历程来看，陈昌浩显然深受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而没有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可是陈昌浩不仅在西路军转战期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他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仍然如此。这样他也就难以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虽然在陈昌浩的第二个检查报告中他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从检查的内容及文字的语气来看，显然是言不由衷的。由于前文对西路军领导人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已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因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西路军转战期间，在向西退却问题上，也并非陈昌浩一个人的责任。

    在西渡后，中央就东返和西退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时，陈昌浩没有一个人武断决定，而是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研究这件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多数人认为东进困难重重，应该西退，而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力主西退。西安事变后，中央要西路军东返时，陈昌浩还是倾向于执行中央命令的，在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时，多数人认为东进难度更大，倾向于西退，而徐向前也是主张西退的。这时陈昌浩没有对西路军的处境作出正确判断，果断东返。

    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是主张执行中央命令的，而徐向前则是反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力主西退，为此两人矛盾激化。据徐向前回忆这也是他们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显然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河西如何生存呢？这里的问题在于在西路军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领导人是不愿意与马家军进行决战的，因而在与马家军的决战上一直采取避战态度。这样为了保存西路军实力，就必须抢占据点，以据点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处于外线作战主要依靠战场缴获得到补充的西路军所难以承受的，同时也是难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进而消灭敌人的。而不消灭敌人又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这样我们看到只有改变了西路军的避战方针，才能建立根据地。

    这里的症结在于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改变西路军早已确定的避战方针，做到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自我奋斗上。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无意改变在获得苏联援助前西路军的避战方针，这样在西路军避战方针不改变的情况下，徐向前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西路军是难以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徐向前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徐向前反对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根本原因，还是不愿意改变西路军的避战方针，也就是在获得苏联援助前，避免与马家军决战，以求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与马家军决战。

    但是如果象徐向前主张的那样，不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味西退，到达安西、肃州地区，在和苏联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西路军是获得不了武器装备的。苏联又明确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那么西路军居此荒凉之地，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西路军的处境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个角度上看，陈昌浩主张执行中央命令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