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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当然不是说已到如此地步了,今日还是党内的斗争。
国焘有许多错误,但也有许多成绩(党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深刻的揭露自己的错误,回到列宁主义的路上来。他过去思想上是反列宁主义的发展,现在应该放弃派别的观念、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而恢复列宁主义的观念,否则会抹煞自己的光荣的。他应该放弃自己的错误。
博古的发言:同志们,几天会议已经把国焘路线的实质经过与恶果,都揭破了,这证明党的进步,首先是四方面军的干部,很热烈的发言,剩下来的话已经不多了。
国焘路线形成的出发点。首先是对整个形势的估计:他在道孚报告中说目前势是两个高潮之间。所谓两个高潮之间,就是处在反动时期。他认为五次“围剿”中央红军退出苏区,他便以为是反动时期,所以他整个策略便在这一基础上,所以他拼命的反对“吹牛皮”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作这样的估计。国焘同志所谓冷静的估计，是冷静到没有血的估计,他所谓“堪察加”。丁文江曾申明这一计划,主张中国要退到四川,以为四川边境为堪察加。在他的“告同志书”内说得很明白。正在中央苏区红军粉碎四次“围剿”时,他要鄂豫皖游击队为前线,他自己带四方面军为后方。在通南巴时,他自己对于革命很“谦虚”的,他对担当革命任务上只是组织后方。谦虚是要的,应该对于党内领导上,占领地位上谦虚些!而于革命任务应该勇敢些,不然,便是革命斗争中开小差。关于建立根据地问题,我说:建立根据地应在领导全国革命意义上。他对革命根据地便根本没有决心,发明一种建立根据地要在最落后地区。你错了,不是最落后,而是比较落后。并且争论是一事,而他的行动又是一回事,他是要离开中国本部而到游牧地区。他说中央要到苏联去,其实是他自己要到苏联去,他要离开中国,离开苏维埃运动。他第一步改为联邦政府,以后就卷起来。王稼祥说,你的路线发展下去一定要苏维埃旗帜变色。事实完全证明了。
国焘同志悲观消极到什么程度?他对一、三军团的估计,是认为一定要被消灭的,中央被消灭,他便以伪中央来代替。总算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们都胜利的到达了陕北。可是不幸得很,没有满足国焘同志的愿望。如果国焘同志那时把四方面军也带来了,中国的统一战线形势更好。无论怎样看,国焘路线完全是退却的。
十二月决议,是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国焘认为是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同我们新的路线的分歧:①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日本,而他认为是一切帝国主义。②我们是民族统一战线,而他认为是下层统一战线,而对于上统一战线一口拒绝。并说那个要建立上层统一战线是幻想,一指陕北同志,是说中央。③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到底那个重要没有说,实际就是反对中央对于民族革命为主要的提纲,就是拒绝中央基本的提纲。
他这种“理论”,就发展至成为西安事变时候的主张杀蒋介石,而实际上依然退却逃跑的路线。他在西安事变刚发生的时候,就提出“四十八个质问”,其中有“西安事变失败后必来一个大反动时期,那时怎办”?这种议会质问的方式中充分表现出他的退却逃跑观念。
因此不论那一时候,我们和国焘始终有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这两个是很基本的东西。国焘在由现在看过去中,始终表明“没有路线上的分歧”,但是实际上他承认为“分歧路线”期间只有两个半月。如果照他的话,鄂豫皖和通南巴时候是“一般正确”的,路线上错误实际才在“会合以后”。总而言之,他明白了在党的全体压力下,红大同志们明白了国焘路线的实质下,不得不承认是路线上错误了,但尽力缩小其错误,化小事为无事之类的观念到处表现出来。
关于军阀主义、肃反问题。国焘同志可以说,肃反错误决不只我这里。然则这肃反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其他苏区的肃反的目的,错误无非是在巩固苏维埃和党的目的下,而国焘的基本错误在于将肃反看作是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工具,只当作是巩固自己个人威信的工具。这是绝对非共产党的罪恶行为,绝对不能容许的。(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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