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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几点他想区别：他想把中央路线和国焘路线区别起来。因为他想降低中央正确性、而提高他的机会主义的“威信”。开始时是如此。后来他又混合起来了。他在文章中说“他和十二月决议很自然归于一致”,这混合是需要的。他说“我与中共中央原则上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原则上分歧”。今天在他的结论未做以前,我不能承认这一点。中央要放蒋,他要杀蒋,这自然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他接到告国民党书时,认为是韩退之祭鳄鱼文,这不是原则上分歧是什么?他说是“执行着党的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根据通南巴后一段材料,最少是反中央路线的。
他又说“我不是反对派,特殊见解和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不只“派”,而是组织第二党。他将中央骂做是反革命了。这是造一个党来消灭党的问题。他的土匪主义,军阀主义,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这完全是特殊的政治见解,这完全是苏维埃运动中的特殊形式。他恰恰是代表红军某一系统和实力派。这些事情要说清楚。要区别的地方,他就极力区别起来,后来他又混合来了。并且推卸责任,说“下级做的,我不负责”。这是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他的机会主义史。
开始时候,我颇晓得一二。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正在“五四”左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代表还有三个在这里,董必武、我、国焘。那时候全国只有小的左的团体。并且在会议以前他还做过职工运动,这些光荣的功绩,当然要希望他恢复的。
可是他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就闹小组织。闹得天翻地覆。
其次他反对党加入国民党,他不懂得中国的形势的不同,他只拿出西欧的例子机械搬到中国来。
第三次大会上,他整个反对党的决定,因此他的中央委员弄掉了,他老不高兴。后来派他到唐山,他就说“充军到唐山”去。
他反对加入国民党以为“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可是后来他变了。他以为工人不要加入,只要小资产阶级加入。后来就全部执行陈独秀主义,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
四次“围剿”时是“左”倾机会主义,他那时候认为国民党只是帝国主义的“偏师”,他这完全是“左”倾空谈。后来敌人来了,他就“你这样厉害,老子怕了你呀”,就一溜烟跑了。
因此过去对国民党的问题上,他由“左”倾机会主义转到一塌糊涂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四次“围剿”中,他也由“左”倾机会主义一转而为一溜烟的右倾机会主义。
必须说,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
在通南巴时代,你脱离了群众,还有什么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阶级上群众上,基本点正在于此。后来的向西退却,整个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只借口秘密为词,而不做报告,但是同一个密码,还用到保安。
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并要造出一个政治局。联邦政府上,我问他:“我归你吧?”他说:“你归我呀!”民族政策是炸弹案,先文后武喽等。后来给他一个副主席,他非常不满意了。所以后来他就公开要主席做了。我们以后就要迅速北上,他却按兵不动。后来中央尽力迁就他,他好像老实起来。后来安他一个总政委,似乎好一些,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就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来审查中央的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他要来干涉中央的成份和路线,根本失却了组织原则的常识。红军中也有界限的,红军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因红军是军队,是以军委的命令为绝对的。国焘在红军分裂的问题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所以,我们对中央的路线的问题,我们却硬得很。可是除了这界限以外,我们都让步。可是他却拼命用枪杆来压迫。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没有丝毫责备的态度。因为“中央”也成立了,只有用软的办法。那时候他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公开的文件一点也没有。是的,当时通过了中央的反对国焘错误的决议,但是这只发给中央委员的，所以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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