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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是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中国,国民党和军阀的传统在党内也可能产生。国共合作中,CP许多加入过国民党,这种传统可以传染到党内来。只有在马列主义强烈地方才可以避免这些传染,否则这一传染很可以发展起来。他是我们党中标本的东西。他是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中党内反映最明显的表示:如家长主义,干部政策,独裁,否认党的领导,等等,确实是如此的。国民党的政客式的办法,在国焘同志身上反映出来许多。他是代表,并且发扬了许多。实际上这正是反映许多封建的办法。他把这一传统拿到党内发挥了,并且土匪主义的发挥比国民党的军队还坏。烧杀政策比任何国民党的军队还坏得多。这是降低党的作用,并且他的恶果还无限制的发展。这是他在四方面军中军阀主义充分的发展。
国焘在党内的很深的派别成见是不可分离的。六次大会当中,他的右的倾向是受了严厉打击的。于是他就大不满意。他在莫斯科时,充分表现了他的派别活动,反对了支部局,反对了东方部。他的派别成见在向国际承认了错误之后,依然没有消灭。
及至四中全会后他回国,他根本看不起那时的中央,以为绍禹、洛甫同志他们都是书生。到了鄂豫皖以后,他根本不愿意传达中央的指示,及至到通南巴接到中央的指示,便更不高兴了。及至看到中央红军到时,看到部队的疲劳,便借此机会充分发挥其国民党的办法,想争取党内的领导,于是用了一切政客式的手段和阴谋。
国焘路线是由于这些东西产生出来的。他的机械的认识,加上国民党的意识,再加上军阀土匪主义,便形成了路线。在鄂豫皖时还不能说已形成一个路线,因为那地方已有党的基础。肃反路线是形成了。三次“围剿”后,开始退却路线的萌芽。我承认当时中央的估计,退出鄂豫皖为过早是正确的。今天根据材料可以下这个结论。当时他应当可以配合各苏区,巩固根据地。
及至到通南巴时期,在占领巴州的期间以前,这中间还不是路线的错误。开始进入通南巴时还未形成路线。当收紧阵地以后,刘湘的进攻又来了,经济难了,地方又小了,于是路线便形成起来了。和群众脱离起来了,群众的关系很坏,杀人又多,于是路线上的错误便开始。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展最高峰。
到十二月决议传达后,他表面上承认了这东西。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转变。由向西受打击以后,他开始放下这东西,但并未了解自己的错误。他并没有认真了解自己的错误。
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是很大的。若果不是这样恶果,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不致仅仅是如此的局面。鄂豫皖不退出,可以保持湘鄂西,或者在那种情势下,不必招致中央苏区的军事错误,洪湖也不必退出。这是受了很大的损的。
如果一、四方面军会合时,那时正是我们(二、六军)打破了敌人“围剿”的候,我们估计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一定打川陕甘以及鄂豫的地区,则蒋介石必定用很大力量来对付我们,我们在长江南岸可以保持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能够如此,这是很大的损失。使得我们也不能立足。
会合以后,张国焘不能依照川陕甘地区的创立,是第二个大的损失。如果时候能够如此做,则力量可以增大两倍以上,二、六军在长江南岸也可以有大的发展。那么统一战线的影响可以更大。这对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南下实际上是极大的错误,南下使四方面军的力量消耗了很大。
国焘路线使党的影响也受了削弱了。这对苏紧埃的威信降低了。四方面军的损失——西路军——一是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由国焘的错误估计其前途。他的估计和罗章龙右派有其共同点。六次大会上他的同盟者正是罗章龙,还提议陈独秀仍然当中央书记。他们和取消派也是共通的。六次大会不久,独秀不久就退出去了,罗章龙后来也同样出了党,及至南京一路去了。国焘在莫斯科的小组织中,和托派是接近的,这接近并不是偶然的。国焘的估计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六次大会时否认高潮到来的理论，这和托派的估计是共通的。陈独秀的理论还不至于如他一样的封建影响有所带上。国焘是不同意统一战线的。他如果在这时候不受到党大力的洗礼,将来继续发展可以完全反对党的策略,和陈独秀、罗章龙、托派同流合污,而受日寇利用,反对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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