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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合时,他对中央极不尊重,自命为列宁,这也是他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来源之一。自宣布“中央逃跑”后,更是蔑视中央,根本不顾到中央的威信,只有到现在,才把中央威信提起来。后来,他召集会议,反对中央。我说:我是总司令，我不好参加。国焘同志骂中央,当然我也是在被骂之列。从阿坝会议到松江会议,反党反中央做了不少的罪恶。在松江会议上,我指出:“不要与中央对立。”在这个会议上,的确是有些改变,说一方面军还是有些好的,要学习。对十二月会议,相当的接受了些,但还是不敢放胆去做,对刘湘不敢派人去接洽。自西康直到这里,统一战线工作没有很多的成绩。
当二方面军会合时,他们讨论,要向二方面军去宣传中央的错误。我说:“不要宣传,无论如何弼时同志是宣传不到的。”他不相信,而且发火,说我向他进攻。老实说,我是向他进攻了一下。以后在西北局讨论,很多人都主张三个方面军会合,下层干部都有这样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些转变。后应过不了黄河,才转而与我们会合。
国焘同志是个老党员,人很热心,但是他的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只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地去做,做出来结果,对群众对革命没有利益。放弃党的领导,想自己另造一个党。这是宝贵的教训。我希望国焘同志承认错误不仅从事实上承认,而且要从哲学辩证法去了解。
这一经验是很宝贵的,应以列宁主义为中心,把党放在前面,不要忘记了党。只有相信党才能领导革命,脱离了党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这次会议,用不着攻击与扩大,而是他的错误事实俱在,要自觉的彻底的了解。
希望这次会有很大的成绩。彭德怀在发言中说到:国焘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经过同志们的发言,说明鄂豫皖、通南巴以及南下时的错误,都是一贯的。国焘同志以为机械唯物主义比唯心论好些,这就是他错误发生的重要根源。
他在大革命时,不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就现在看,他是要和半封建联合的。对南昌暴动不赞成。他在六次大会,是以小组反对国际路线的。他在反对对立三路线时有些转变。他在汕头杀过两个同志,认为不要紧。他这些错误,在苏联学习时并未克服。
国焘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确实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机会主义。以后便转入右倾,遇事都争后梯队。在鄂豫皖,因为在左的掩盖下而转到能南巴，当时是后梯队好位置。后因中央红军突围而来,就妨碍了他的后梯队，所以又要向西移而争取后梯队。放弃通南巴是不对的。为什么打胜仗而又放弃通南巴?机会主义的路线在通南巴是形成了的。在鄂豫皖是萌芽,因为当时有沈泽民同志的反对。到以后发展到反中央。他只认识只反中央,没有反国际。他以为事实只成立第二中央,没有成立第五国际。他不知道,反党反中央，同时也就是反国际。
一、四方面军会合,在两河口以前,不知有多么亲爱,而我们也热烈欢迎国焘同志,但是以后关系就弄坏了。当时一、四方面军的一部,如不是苏维埃主席去调停，便要发生火并。这完全是自两河口后,国国焘同志用尽一切政客手腕来破坏团结。在两河口后，国焘与中央就开始了对立,并非下面的不好,而是国焘的阴谋。这种阴谋只能对付敌人,不能对付自己人。俗话云:害人终害己。请国焘同志想一想。
两河口后,机会主义企图夺取中央。当时给他做总政委,他就统而管之。有一次，一方面要我改编队伍，但又在底下玩把戏;这种手段是最卑鄙的,企图把军事权柄拿到他荷包里去。他的反党反中央,不是简单的突变了,而是蓄谋很久的。
南征与北进问题,我们应该肯定说:北进是对的,南征是不对的。胜利了,是同志们英勇坚决取得的,但不能以此而说是路线的正确。
张国焘为什么想南进?仍然是争后梯队的作用。争为战略的后梯队,是他一贯的计划。他对胡宗南确实是怕,但四方面军是不怕的。他这样做,就是以为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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