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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二方面军是完全想包办二方面军的办法。他用阴谋来想操纵二方面军。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打电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总结起来,国焘的机会主义中还曾有过一些正确的时候,自他加入党以来，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路线下的。他发起了中国共产党。但另一方面,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他的石头今天应落地了,从今后,他应该从头干起。今后的开会,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国焘的转变,其次应该要求他特别是放弃他的错误。
至于韩退之祭鳄鱼文的事,现在今天的会议,你一般的承认了错误,已经提高了一些了,现在再要求他们转变,并且欢迎他们的转变。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欢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为否则不能使这些同志了解自己的错误。今天我们为的是团结党,我们不想干部继续错误。我以为只要努力,大家一定能够达到这一任务的。
任弼时发言说:我只讲及两部分的问题。
第一、关于二、四方面军的会合。
二、六军在湘鄂边的时候,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后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发生党内争端的问题,直到甘孜才知道,以前是完全不知道的。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材料,可是不清楚的。
一方面军北上以后,才建立起了和国焘电报上来往的关系。因为敌人新的“围剿”,我们突围了。我们向朱、张提出突围的需要。现在我们看,我们在那里尽了前梯队的作用,牵制了许多的敌人。敌人首先想给予我们以相当的打击。后来国焘还给我们指示,叫我们不要走,还在那里,实际上是想要我们在那里尽前梯队的作用。后来我们突围了,比较在长征中条件最好的时候,有过一个月的停止;并且增加了二三千人。我们虽然有相当疲劳,但是敌人比我们还要疲劳。那时,我们知道还有可能在长江南岸保存有生力量,这对于长江南岸的苏维埃运动有推动的作用。
今天可以看见,国焘想将这一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来,又要我们渡河。我们告诉他,说当时还有可能在那里创造根据地,渡河与否由他决定。他的回答就是估计苏维埃运动已有低落,最好渡河。后来我们渡河了。分析起来他有三个企图:1.想二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以后,能达到二、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中央;2.在二方面军到四方面军以后,逐渐的来采取过去老办法,所谓“吞并”问题;3.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甘孜不好立足,便想换一个地方。要二、四方面军一块儿向西退却。今天检查起来,确实有如此的布章:
1、二方面军未来之前,首先西北局召集会议,只准说一方面军坏,不准说四方面军的缺点。并且在四方面军干部队中加紧学习,以便将来到二方面军中做工作。
2.二方面军向甘孜前进时分为两个纵队。首先向六军工作,因此他下令要六军交给他指挥。那时他便派了一个委员会来,其主要目的是到二、六军中做反中央的宣传。
3.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到甘孜第一天晚上,要我离开二方面军,另派政委,国焘还准备与我谈话,这是非常明显的。
六军到甘孜的时候,是给了他们的宣传一些抵抗。我们到了甘孜以后,我便会到总司令。在会合以后,向北前进过程当中,在其中首先在会合的时候,在离甘孜八十里地遇到了八十八师,听见了他们谈到了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形。我以前还以为中央确实在那里的。但是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并且讲得很坏,并且这种教育是相当深入的,因此我停止将这些文件（国焘发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发下去,并把文件烧了。我便向他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这样停止了一些反党的活动。我当时也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中间慢慢感觉到党内的统一的必要,便尽力求达到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来促进会合。在谈话当中都感觉到很好。在同昌浩同志的谈话中,都得到他们的同情。直到岷州的时候,感到党内统一的推进是有办法的,我并且提出召集六中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国焘那时也没有不同意。这其中慢慢进行了解释的工作。西北局会议中,我就提出,说是“中央是路线上错误”,我不承认中央的领导是路线的错误,政治上有些关门主义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路线的错误。我利用了好几次西北局的会议来进行这一解释工作。我提出六中全会的中心应当是当前工作。当然那时会议是得不到结论,但我以为党的团结已颇顺利了。国焘对我说陕北是北方局,这方是西北局,我还不清楚,但是由机要科的翻译的文电中,我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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