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报，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 (一)秘书组，负责文件、证件及电函的处理，安排活动日程；(二)群众组织组，负责来宾签到，群众队伍的组织指挥；(三)警卫组，负责各个集会、瞻仰活动的警卫保卫工作，要求高度警惕，防止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偷渡，还负责守灵礼宾的组织；(四)总务组，负责人民大会堂、天安门会场的布置，治丧期间的物资供应和生活安排等；(五)宣传报道组，负责活动的摄像、电视、照相、扩音及新闻报道等；(六)外事组，负责各国驻京使节、各国外宾向毛泽东遗体告别的组织联系，处理唁电等工作；(七)卫生保健组，负责参加治丧活动的首长和群众的医疗救护工作。

　　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今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邬吉成，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从9月11日到17日，全国和首都各界代表30余万群众，以及各驻华使节、来华外宾，在人民大会堂吊唁和瞻仰了毛主席的遗容。

　　在为期7天的吊唁过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一直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警卫处的其他干部们更是全力以赴，每天工作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在紧张的忙碌中，邬吉成只能偶尔抽很短的时间，在警卫值班室的长椅上打个盹儿，恢复一下体力和精神。

　　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邬吉成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邬吉成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邬吉成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他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他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他参加守灵呢？他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自己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他代表了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他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邬吉成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吊唁仪式到9月17日下午全部结束，毛主席的遗体要从大会堂移至某地暂放，并将在那里进行防腐处理，邬吉成参与因而目睹了整个过程。在起运前，毛主席的遗体先从水晶棺取出，移到密封的氮气帐篷里。新华社长期担任为领袖拍照的摄影师杜修贤，从各个角度拍下了毛主席的遗容后，遗体被抬上了专用的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