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中庸贵和到求同存异、团结为邦

    我国传统伦理倡中庸贵人和，“和”是道德调节所要追求的最佳状态。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能做到不偏不倚，既不“过”也不“不及”，可谓道德之极，“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重和，必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国重和，必能民富国强。总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代的人和精神，在个性修养上要求人们不要走极端，要做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善于调节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传统文化对历代为政者重要的道德期待。

    周恩来将传统的人和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为求同存异、团结相忍为国的新境界。韩素音女士曾这样赞誉道：“从他的整个生涯来看，他不仅是一位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统一战线的艺术家，是一位调和难以调和的矛盾的天才。”周恩来待人和善、宽厚而宽容，即使在残酷无情的斗争环境中，他也能做到既坚持原则立场，又能不走极端，以平静温和的态度解决矛盾团结他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遭王明和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批判，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处境维艰，周恩来奉命去对毛进行“严厉的批评”，但他坚决反对对毛泽东采取“激烈的措施”，这在当时被有些人指责为“太讲究分寸”，是一种“调和主义”，甚至“包庇不革命的对象”。在抗日战争中，他的这一品质在推进国共二度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将国统区一大批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团结过来，而且使国民党阵营中一大批爱国将士都站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来，他甚至不计前嫌，积极地与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代表、1932年臭名昭著的“伍豪事件”的策划者张冲谈判，并在交往和谈判中增进了友谊。

    周恩来曾总结说：“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大勇。”他认为，共产党人只有多交朋友，才能广开言路，听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使革命事业少犯错误，周总理“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孔子语）的胸怀和诚信的品质使他朋友遍天下，正如宋庆龄所说的那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在这潮流的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做患难与共的朋友。”毫无疑问，周恩来的这一优秀品质，使他成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立者和党的统一战线运动的杰出领导者。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系统地创造性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上升到辩证矛盾的哲学高度，认为右的观点只讲同，只讲无原则的溶合，“左”的观点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正确的方法是异中求同，在承认差别性基础上找寻统一性。在建国初期，他进一步指出：“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

    建国后，针对一些人关于民主党派有无必要继续存在的疑问，周恩来强调指出：“既然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能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团结在一起，那么怎么能够设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继续合作下去呢？这是说不出道理的。”他认为，“清一色”必然会使我们的耳目闭塞起来，“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这些精辟的阐述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国，真诚合作的愿望。在周恩来的感召和关怀下，很多爱国的专家学者及其他社会名流在全国解放时留在了国内，又有那么多海外的中华学者专家纷纷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将求同存异、团结为邦的思想运用到国际关系中来，并于1953年首创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共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以说，正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将崭新的中国带向世界，为中华民族树立了庄严而伟岸的新形象，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和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