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时时刻刻关爱着他人，关爱着黎民百姓，想着怎样更多更好地为民众做些有益的事，这是他身上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高贵品质。邓颖超同志曾用朴实的语言评价说：“他是一位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周恩来写传记的著名作家韩素音在谈及总理这一美德时，感叹地说：“我发现他们都对周恩来怀着深深的爱和敬佩的心情，这是永恒的怀念，具有不朽的力量。他受到周围所有人真心实意的爱戴……拿周恩来和世界上许多伟人如拿破仑、罗斯福作比较，我只能说就人格品德而言，这些人都不能望其项背。……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彻底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一位美国记者曾不解而挑剔地问韩素音：“人们为什么这样爱他，为什么人们谈起他时常常流泪？他毕竟犯过错误。”韩女士回答说：“也许因为他从未忘记关心别人。甚至于他的错，也是因为他关心别人而造成的。他无法不关心别人，这是他的天性，因为他是长子。”也许西方人实在难以理喻共产党人甘当“人民的公仆”一词中沉沉的道德情感的分量。

三、由正人先正己到严己垂范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人治，即依靠为政者的道德品质的感召力去影响百姓，故人治乃德治，孔子训“政”为“正”：“政者，正也。”为政者乃正人之人，而正人者必先自正，这是由于官德与民德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孔子形象地将二者喻为德风与德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往哪边吹，草必往哪边倒。朱熹将二者的相关性概括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总之，为政者的品德是面旗帜，是座灯塔。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内圣”方能“外王”，正人正己说在我国历史上对历代的官僚阶层加强品德修养起着巨大推动作用，造就了一批清官。

    周恩来在早年曾认同儒家的德治思想，主张贤人政治，希望通过“革心”来实现“革新”即改造社会的目的。虽然后来他因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放弃了这一思想，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表率作用的精神为他所继承和发扬，并形成其人格魅力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面。周恩来的严己垂范首先表现为他的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认为，“人总是有缺点的”，“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他还认为，“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首先要改造”。“缺点和错误的改造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周恩来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自我批评精神堪称全党楷模，自己有了失误从不诿过于人，而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语），主动承担责任，甚至忍辱负重，代人受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期间，他与瞿秋白一起受到责难，被认为在反立三路线问题上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周是有不足之处，但这都是按照当时对中央具有绝对权威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做的。面对党内一些人不怀好意的攻击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盛气凌人的挖苦，周恩来内心充满痛苦，可他看到当时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组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全党面临大分裂的危险，他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还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服同志们团结在新的党中央周围。这件事在延安整风时，他又再度严肃认真地进行了总结并做了深刻的检讨。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围剿”中军事指挥的失误他第一个站出来检讨，“几乎是请大家严厉地批评他一个人”（韩素音语），并积极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他诚恳、宽容、严于律己的态度感动了所有人，为保证党的团结和确立新的党中央及其正确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连毛泽东都感慨地说：“恩来同志自我批评做得太多了。”

    周恩来的严己垂范在个人生活上表现为以身作则、廉洁俭朴、家风清正。据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在这里不论是请酒宴朋，还是理发刮脸，抑或是晚会上吃个冰激凌，务必如数付钱。一次，总理去大使馆参加宴会，中途到北京饭店用了一下客房的卫生间，出来后拿出4块钱，让秘书往饭店财务上交，秘书为难，总理严肃地说：“糊涂！既然开了房门，服务员就要重新打扫，别人付出劳动，我怎么可以白白享受？”1959年他回母校南开大学参观，在慰问完炊事员后，自己掏钱买两个窝窝头和一盘萝卜菜，笑着对随行人员说：“大家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参观。”

    周总理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进城后的居所破旧不堪，柱子变朽，墙壁污黑，油漆剥落，地面潮湿，窗户裂着大缝，冬天用报纸糊窗户缝，房建工人几次提出要给总理修房子，他都执意不肯，后来房建部门趁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征得秘书同意，搞点必要的维修，就是这样，总理回来还批评了秘书，并在一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总理生活节俭得连一个衬领都舍不得买，还是由邓大姐用旧褂子的布料缝制而成。他生病住院期间，盖的是一床从家里带去的破了几个洞的布面被子。

    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齐家”被视为“修身”的延续，“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而总理在“齐家”方面是从严要求近乎苛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鲜见，但周总理却谆谆教诲其晚辈：“要过好亲属关”，他一再叮嘱在北京读中学的侄儿周尔辉，不论是填表或谈话，都不需透露出和他的关系，要不靠亲友自奋起，所以，在周总理的侄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中都找不到与他的“关系”。周尔辉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加入了共产党并被留校，（他与总理的关系是校组织部门到淮安搞外调材料时才发现的），当总理得知学校为照顾尔辉夫妻两地分居而将其妻子调到北京时，便批评有关方面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偏偏要调到北京？”在总理的动员下，尔辉夫妻俩一起调回了淮安。为了防止地方上特殊照顾，他还派人进行了调查。周总理在临终前还和邓颖超商量，为了避免亲友来京吊唁增加国家负担，便给侄女周秉建等亲友发去“见报勿回”的电报。韩素音在谈及总理在清正家风时说：“他对自己的亲戚非常严格，不准他们享有任何特权。……周的亲戚中没有任何一人像后来某些高干子弟那样‘少年得志’。周对自己的妻子也毫不讲私情。他坚持不让她担任高级职务，因为这会使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