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红岩后，周贻能因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管仓库，扫扫院子的小事，但他与所有工作人员相处和睦，亲如家人。据童小鹏1991年10月下旬在北京府右街中央统战部招待所对笔者回忆，老爷子（指周贻能）待人宽厚，平常很关心体贴人，就是他喜欢喝点酒，忙碌之余的周恩来有时也能和老爷子对饮几盅，但这样的次数不多。更多的是老爷子一个人喝。但周恩来总叮咛他不要喝多。有一次老爷子喝过了点量，走路要人搀扶，周恩来见了，还很客气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里人少，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既伤了自己身体，还要别人照应，多不好。老爷子当然知道自己不该多饮酒，没有说一句话，周恩来说了几句也就忙他的事去了。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周贻能老先生因多年奔波，身体不支。7月9日，68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到一天，即于1942年7月10日夜间在红岩离开了人世。因为周恩来手术后时间不久，身体较弱，大家又都知道他极重感情，向来孝敬父亲，如果让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于他病后身体的恢复。这时，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和童小鹏等开会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于是就将老先生灵柩暂停在红岩防空洞内，同时决定派童小鹏和吴克坚到医院去看他，主动安慰他，好让他尽快恢复健康，如果他问父亲时，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不要多说话。”因为周恩来一贯精细过人，童小鹏和吴克坚都从未在他面前说过假话，生怕见了周恩来后露出马脚，在去的路上两人还互相叮嘱，相互鼓励，一定要沉住气，完成组织上交待的这项特殊任务。当他俩在周恩来面前违心地作了上述应付之后，心情都特别紧张，内心也很难过。因为他们都是在周恩来面前第一次说谎，所以，走出医院后，两人都早已紧张得汗流浃背。

    周恩来住院后，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老父亲。7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致信邓颖超说：

    ……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周恩来这里说的“二十八号”是指农历壬午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亦即1942年的7月11日。这天是周贻能的68周岁生日，按淮安习俗，周贻能就算是69岁（虚岁），而且那时的淮安老人一直是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也就是说，这天可以看作是周贻能的70整岁的生日。无比凑巧的是，这一天和周贻能出生的那一天在公历、农历的日期上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般人生中很少见到的事。所以对父亲至孝至爱的周恩来在病中也没有忘记父亲的这个重要生日。

    7月10日，周恩来才知道父亲生病，便致信邓颖超说：

    爹爹的症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忽专当疟疾医。可以说，周恩来对自己的父亲是了解备至也关怀备至，考虑得更是细致、周到而又无微不至。

    由于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一致决定不把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延至7月12日，周恩来还全然不知。这天上午，他还给邓颖超写信说：

    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

　这时，悬在他病房的花瓶忽然坠地摔碎，信奉唯物主义的周恩来没有往坏处想，而是高兴地写了两句诗：
   
    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

    但是，就在他写信的那天下午，《新华日报》的雇用报童在向他送报时，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漏嘴说出了“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的话。这使周恩来惊觉起来，他估计是父亲出事而同志们故意瞒着他，所以决定第二天自主出院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