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8月27日，周恩来在其父亲被辞退南去时，含泪记下了他“最是伤心”的一篇日记：

    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

    打那以后，周恩来一直都在想着父亲，竟然想得两个月未记一篇日记。两个月后，他才提笔写道：

    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惠弟，尤难受也！

    透过周恩来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见到了周贻能遭到辞退、生活无着的窘迫和不得不为谋生而东奔西忙的身影。

　　1922年，周贻能由胞兄周贻赓介绍，到东北的齐齐哈尔市做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有了一点固定的收入，生活也稍有着落，这才算安定下来。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周贻能又被迫失去了工作，只好回到吉林胞兄周贻赓的家。为避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他在其子，后出嗣给周贻赓为子的周恩寿陪侍下，与四嫂杨氏等南返天津。然后，他一个人再去上海，与正领导地下斗争的儿子周恩来又过了一段短暂的共同生活。

    自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周贻能就经常在报上读到蒋介石重金悬赏缉拿周恩来的通告，他的心便再也无法平静。他虽不懂革命内容，很少关心政治，但也不愿阻止儿子的选择，并一度回到儿子身边，帮助周恩来做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后因环境太险恶，便又北返天津。经周贻赓托人介绍，周贻能又去了河北深县县政府当收发员。不久，哥哥周贻赓在天津去世，周贻能便去天津料理丧事。就在为哥哥办丧事时，他认识了周贻赓的一位朋友，后来，就在这位朋友推荐下去了安徽，谋得一份较好的差事，积攒了一点余钱。这样，他到1935年才回清江浦将其妻子万氏的灵梓领回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周家祖茔地，距周恩来生母去世已经整整28年，总算了却了周贻能心头的一大心愿。此时周恩来的外婆也已离开人世，安葬完妻子之后，周贻能再度奔走上海，与侄儿周恩霔、内侄陈式周等均有一定交往，但他本人生活却一直无着落。

    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生活无着落的周贻能和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被先后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日军攻占武汉前，周贻能是由天津辗转到淮安的。此时淮城已经快为日军占领，他的弟媳杨氏和侄儿恩硕等已转移到林集乡间，这里属当时的淮北解放区。在那强敌入侵、国土沦丧，到处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周恩来也在时时关心着自己的父亲。1938年他到武汉后，生活较为稳定，周恩来便通过组织找到生活无着、颠沛流离的父亲，并请他赶赴武汉。老舍先生在1938年第6期的《抗战文艺》上有一段关于周恩来父亲到武汉的生动记述。那天，周恩来正在汉口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在周恩来讲话的最后，他含着眼泪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之手。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与会的人为他真挚的父子之情而鼓掌，也为他们父子团聚而鼓掌。

    1938年10月从武汉撤离时，周贻能和杨振德由朱端绶姐妹带领护送，从武汉撤往长沙、湘乡，再辗转衡阳、独山、桂林和贵阳。1940年9月，周恩来派袁超俊赴贵阳市郊青岩镇乡间将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奉养。

    在逃难路上，沿途难民啼饥号寒，贫病交加，加之日寇狂轰滥炸，遗弃路边道旁的伤病员很多。杨振德、周贻能都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且随身带有常备药品，就义务为伤病员诊治。不过，粥少僧多，两位老人又能医治多少？救得几人活命？同时，周贻能还在旅途劳顿或候船等车的时间，给难民们讲故事、说笑话，以缓解人们的疲劳和苦闷，受到许多难民同胞们的称赞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