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中国历史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关心社稷民主的兴衰安危，维系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统一，将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维系在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上，始终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思想的主旨。“士不可以无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路程，这未来是如此之遥远，人一生的整个生命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周恩来深知个体的我，只能是“死而后已”，于是他自觉地承担起人生世界中的种种人伦的义务和历史使命，直至鞠躬尽瘁！

    周恩来虽居庙堂，但忧其“民”。在少年时期，他就立言“吾躯虽瘦，必肥天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也曾几度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尤其在“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更是备受磨难。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感到“士”可能受难，可能涂炭，致使他“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虽然当时他的处境已十分艰难，既要顶住恶浪，维持国务院机构的运转，又要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巧妙的斗争。他受到两个集团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保持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和党的重要干部，他处处谨言慎行，甚至被迫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在“文革”“打倒一切”的氛围里，大批知识分子得以保护。他为了“一世之否泰”而不顾“一身之休戚”。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听到“四人帮”对电影《海霞》进行扼杀，不许上演时，就在医院调看了这部电影，给予了支持，并通过邓颖超同志向有关负责人建议，用这部电影招待在北京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朋友们，给“四人帮”以迎头痛击。

    他虽然深深地知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但是坚信“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淘，万漉虽千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只要党的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保存，中国前途就无限光明，因此无论环境多少险恶，他始终“自强不息”，为党和国家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在‘文革’中，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通过以上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周恩来的身上，闪烁着中国的“士”所倾心追求的道德人格辉芒。他毕生实践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道德理想，使具有视“立功”与“立德”为一体的传统的中国的“士”，自然地把周恩来塑造在人格境界的颠峰上。相比之下，毛泽东是以决策家的威望来统摄一代国人，而周恩来则是以自己的德感召了世人。即使陈伯达也不无感慨地说：“说周恩来的坏话，没有人相信。甚至那位老人家也不会相信”。知识分子视周恩来为民族的荣誉，自己道德人格追求的楷模和人生旅程的知己，感怀“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身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正是这种中国士的精神和周恩来独具魅力的文化人格的融合，才促成了新中国文化科教事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