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诚以立身，公以处世”的为人之道。

    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整饬人伦的道德规范，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实践了“与国人交，止于信”的道德规范。

    1．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儒家历来重视友情，建立了一系列交友准则，并通过朋友间的交往，窥探出人的道德修养。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老师求教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士”？孔子回答：“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 “友直，友谅，友多闻”是益友。周恩来作为知识分子的挚友，处处展现了他作为儒家君子的“坦荡荡”和“周而不比”的宽阔胸襟，实践着对“朋友有信”的道德标准。周恩来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他反对在朋友特别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面前耍两面派，弄虚作假，告诫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一书里，我们可以窥探出他对知识分子坦诚赤胆之心。在给党外知识分子的信中，总是敬称“兄”或“老”，署名弟，很少直呼大名，并使“敢布腹心，诸维心鉴”的谦虚坦荡作风一以贯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充满信任，备加爱护。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帮助，充满了对朋友真诚坦荡的爱。曹禺同志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批评，1962年总理在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时，说：“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象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进而又诚恳地说：“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志，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听了这充满觉悟厚意的话，谁能不感到心里热乎呢？对于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一旦他得知，便迅速着手纠正。五十年代后期，一次周恩来去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工作。了解到质检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打击一事时，十分气愤，他指着一个虎穴般的空洞，对党委书记说：“同志，这就是你的杰作吗？”继而，又亲切地拍了拍质检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听说你受了处分？”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一件错案得到了妥善解决。

    2．任人唯贤，知人善用。

    翻开中国的历史，一幅幅悲壮的画面便迎面而来：无数的“士”因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甚至抛弃红尘，或隐或灭，对能知其善用者则大加褒扬，高歌不休，更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殉道报效精神。周恩来深深感知当代知识分子的苦衷，而国家、民族的振兴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建设成一个新兴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基于此，他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置一直十分关心。他亲自主持制订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密切结合起来。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一直旅居国外。周恩来同志殷切盼望他回国参加工作，并在他的努力下，李四光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在李四光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勘探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他十分珍惜人才，对所用的人充满信心，不轻信别人对知识分子的毁誉。他一贯反对在对等待人才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一经发现，就坚决予以纠正，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去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出于误传，说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不然就不去北京，总理知道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不仅信任知识分子，知人善用，而且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尽力为他们创造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以保证他们能正常工作。他指出：“为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