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陈毅说的那样，周恩来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典范。 

    第三，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当了领导，就只依靠别人的汇报进行工作，或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策，而是反复强调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求实效”。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深入实际，了解实际情况，根据实际制定方针、政策，针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措施。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针对当时那种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一起，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0亿元，在中共“八大”上又形成了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结果后来被认定为“右倾保守”，一再受到批判。在“大跃进”期间，他感到那些高指标难以执行，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在60年代初，他为了摸清当时涉及全体农民生活的公共食堂的情况，在极为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抽空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这对于取消农民普遍反对的公共食堂，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他也努力采取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经济秩序。但是，他的正确主张往往不被重视，难以贯彻。于是，他就在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脱离实际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贯彻，想办法予以补救，这才使很多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和措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坚持了下来。如果按照他的思想和办法去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挫折，肯定要顺利得多。 

    第四，团结同志，广交朋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一起做好工作的精神。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当了领导，就高高在上，官气凌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集体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而是宽厚真诚，平等待人，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努力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他在重庆工作期间，就团结了大批的民主人士，扩大了革命的阵营，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招揽了大批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数不清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多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杀。对于这种极端恶劣的形势，周恩来虽然无力挽回，但他还是冒着极大的压力和风险，极力地保护各级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例如在他1968年8月30日提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就明确指出保护的对象包括宋庆龄等13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以及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副、国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等。仅这个名单，就保护了大批的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不在这个名单中的人，他也设法保护了很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因此，很多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多年以后，仍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中，他的朋友是最多的。毛泽东也多次称赞他这个长处，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道德情操和中国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对于纠正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因此，应该在全党和全国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

    见《学习时报》  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