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婶母终因年高体弱，病情严重，治疗无效而去世。县人民委员会便打电报告诉周总理。恰巧周总理公出，邓颖超同志在1956年12月24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信上说：“先后收到给恩来同志的两次来电。我们的婶母亡故的后事，承你们照料办理，深为感谢。前寄费用如有不足，请告知，当由我们寄还。”

    淮安县委考虑到周总理日理万机，无暇处理这些家务事，超支费用又很少，就没有把不足费用的数字写信告诉周总理，但是，周总理并没有放过这件事情，又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于1957年3月13日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信追问这件事：“总理婶母去年逝世后的费用，请你们将费用单据邮寄我室呈总理。总理说由他工薪扣除汇寄你们。”在这种情况下，淮安县委才将实际开支的情况告诉周总理。不久，便收到了周总理1957年4月19日用复写纸打印，盖上自己图章的复信。信上说：“几年来，你们对我婶母的照顾与关怀，尤其在她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为了她的健康，住院治疗，的确给你们增添了不少的麻烦，今特向你们表示谢意。”

    信上还说：“我婶母家现在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照顾。”

    随着这封信，周总理又寄来婶母安葬善后费用尾欠垫款25元。

    1958年，淮安县委帮助周总理弟媳陶华治了病。周总理知道以后，在12月22日，委托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淮安县人民委员会写了信。说据陶华信中讲：“她近几月来因病，曾在淮安、南京等地医院作了长时间的治疗，现在并已基本好转了，在治疗期间所花经费是由你县借给的。到目前为止共借了60元。”周总理唯恐陶华把钱数讲少了，信中还说“但不知真实情况如何，望来信说明一下”。并随信寄还人民币60元。

    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淮安县委为了保重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健康，在1961年春节期间，托便人带了一点故乡的土特产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1月16日便收到了周总理委托国务院办公室代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的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随着这封信。的确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了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

    周总理亲自动手或者委托工作人员代写给淮安县委、县人委的这几封信，以及他对有关的几件事情的处理，极其鲜明而又突出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用“不搞特权”这几个字能够概括吗？用“大公无私，廉洁奉公”这句话能够表达吗？我以为，不管如何评价，都难以达到周总理实际达到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同志身为国家总理，却并不是“社会主人”，而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社会公仆的光辉典范。我们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当从周总理的这几封信中得到启示，受到教益。尤其是那些利用职权搞特权的干部，更应当从中受到感召和鞭策，认真学习周总理的这几封信，并且应该同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一一对照，从而带头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表率！

    见《人民日报》1979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