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