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葛洲坝工程讨论会，他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都请他来。会议开始时，总是先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林一山曾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发言常常被一片不同意见的声浪所淹没。l2月16日的会散后，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对林一山说：“林一山同志，你刚才没把话说完，是吧?”“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林一山冰冷的心被总理暖热了。他激动地从l958年的看法讲起，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他讲的那么认真，周恩来听的那么仔细。直到后来向毛泽东报方案时，周恩来还叫林一山连夜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作为附件，报主席参考。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每忆及此，总是激动不已，感慨万千。

    周恩来即使对自己已经作出的决定和已有的看法，一旦发现不全面或者有偏差，也随时予以纠正。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报告周恩来，结果获准了。后来根据各方反映，这个项目不该上，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把有关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批过，不好直说停产。在一旁的周恩来的秘书附在他耳边说：“总理，您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他马上回答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周恩来的民主精神不仅贯串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而且．体现在文化艺术领域。l961年，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开宗明义地宣布：会议的主题就是要解决艺术民主问题。他明确地说：“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周恩来讲的如此恳切，做的令人信服。

    1961年7月1日，周恩来和艺术家一起游香山。他和赵丹就《达吉和他的父亲》是小说好还是电影好发生了争论。赵丹说：“总理，你说电影比小说有所提高，可我看还是小说好。”周恩来说：“影片的时代感比较强，场景选择得更广阔。”赵丹则说：“那不过是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比小说丰富罢了。”两个人各抒己见，争个不停。最后，赵丹语塞，只好说：“总理，我保留我的意见，觉得小说就是比电影好。”周恩来偏过头微笑地看着赵丹说：“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我也可以坚持我的意见，你赵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来也是一家之言嘛。”说毕，哈哈大笑起来，赵丹也嘿嘿地笑了。黄宗英在回忆周恩来的一篇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这场有趣的“争论”。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当然也笑了，连林中的鸟儿，花丛中的蝶儿，天上的云彩都笑了!”此情此景，真太令人难以忘怀了!周恩来的民主作风，不仅表现在高层决策中，即使对一般群众，乃至孩子的意见，他都充分尊重，并注意吸纳。l961年5月3日至7日，周恩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公社视察。一天他和一位社员拉家常，社员见他平易近人，就毫无戒心地坦诚直言：“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并指着周恩来说：“如果再这样下去，连你也会没有吃的。”这个社员的话，引起他高度重视和沉思。在20多天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认为那位社员讲的话是调查中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当时在场的地委干部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周恩来不以为然地说：“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他自己的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最一针见血的话。”后来，周恩来将调查的情况如实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根据各方面调查的实际情况，重新调整了农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形势的好转。1964年国庆前夕，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彩排。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雷英夫也带女儿来看排练。彩排结束后，周恩来征求大家的意见，雷英夫说：“内容很好，舞蹈也不错，我看可以上演了。”不料，雷英夫的女儿突然插话：“我提个意见，有的地方，演员老在舞台上转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吴清华从南霸天家里跑出来之后，一大群狗腿子在后面如狼似虎地追着，她不赶快跑，却在原地打圈圈，这和剧情不太协调。”雷英  夫听了很生气，训斥道：“你这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在总理和首长、专家们面前胡说八道。”周恩来说：“雷英夫，你这是干什么?”雷英夫解释说：“今天是听总理的指示和专家们的意见．小孩子不懂规矩，乱插话。”周恩来说：“你怎么随便制止孩子发言呢?”“她说看不懂，有她的道理，有她的代表性，人类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难道我们的芭蕾舞出去后，不跟这些人见面，不让这些人看?”当雷英夫回忆这件事时，深情地说：“总理的这些批评，使我深受教育，如梦初醒，看到自己思想深处还残留着许多封建意识。论年龄，总理比我大23岁，但他的思想比我更年轻、更先进，对新生事物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