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周恩来的民主精神是大家公认的，毛泽东曾赞赏周恩来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最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善于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在工作中，他乐于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即使错误的意见，他也不会随意指责，而是耐心说服，循循善诱。

    民主就是多谋，只有多谋，才能善断。相比较而言，周恩来在工作中失误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民主精神。这一点特别是在他对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作决策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周恩来说过，政治家就是能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制定政策，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政治家是集中群众智慧代表群众讲话的。他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要敢于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是被动地听，还应该主动地去“发现”、“寻找”，创  造条件使人家能够发表意见。他认为“许多问题在国家工作中总有各意见”，“有不同意见，才有统一意见；有不同呼声，才有共同呼声，有矛盾，才有互相切磋，才有进步”。建国初期，政务院每周开一次会议当时4名政务院总理非中共党员2名；15名政务委员中非中共党员9名，中共党员只有6名；34名部长和主任委员，非中共党员l5名。这样政务院会上可以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因此，作出的决策比较全面、正确比较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民盟负责人罗隆基深有感触地说：少听一次周总理在政务会议上结束时的讲话，对自己实为无可弥补的损失。他还说：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原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是怎么一回事，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真谛及其积极效果。周总理的结论使写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周总理把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导入了化境，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而又毫无高低之感。

    我国核事业的伟大成功，是和周恩来的名字分不开的。钱学森在谈自己的工作感受时说，周总理作风民主，舍得花时间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他每次开会都注意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找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并一再问“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等大家都讲完了，他才讲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允许大家再讨论，还可以推翻，有时还专门召开“挑毛病”会，直到大家都认为方案万无一失时，才作出决定，付诸实施。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两弹”事业花钱最少，死人最少，发展很快，成果显著。1961年，再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主持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意见不完全一致。财政部负责同志讲完意见之后，杨波代表国家统计局发表了不同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对杨波的意见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再次发言，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指示两家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留下吃午饭。杨波心里不安，他想总理讲话后不应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吃饭时坐在饭厅的角落里。刚开始就餐，忽听总理叫他的名字，杨波立即站起来，周恩来邀他到身边一起就餐。周恩来亲切地说：“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听后，为周恩来的民主作风深为感动，逢人便讲，大家一致称赞周恩来是坚持党的民主作风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