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来同志担任总理，以后继续连任。一直到他逝世。他日理万机，对一切政府工作都要过问。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特别关心。还亲自指导过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演出。他对于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虽然文教工作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对同志发出家长式的训斥，或恶声的咒骂。

    我现在要说一件事，说明周恩来同志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精神。这就是一九五九年五月，他派我出去看钢铁生产。

    大家知道，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领导我国的经济工作，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八，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八，这是很高的速度，是了不起的成就。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做了著名的论文《论十大关系》，指出国民经济应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定下了“农、轻、重”的投资顺序。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我们现在（一九七九年）可以年产六千万吨钢，或五千万吨钢。九亿人民的粮食亦可以充分解决。一九五八年，事情忽然发生变化，在所谓“大跃进”的口号下，要求钢的产量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八十万吨跃进到一九六二年的二千五百万吨。这就是说，投资顺序应该不是“农、轻、重”，而是“重、重、重”。这也就是说，国民经济计划要留缺口，应该经常破坏平衡，而不是建立平衡，等等。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周总理把我找去，对我说：“交给你一项任务。你去作一次旅行，从北京到上海，看看钢铁生产。”

    我对周总理说：“我没有做过经济工作，也没有学过炼钢。”总理说：“给你配备一位钢铁专家。”这位钢铁专家就是陆达同志。

    我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冶金部工程师陆达同志一起商量。我们认为，钢铁生产要靠煤，所以也必须了解煤的生产情况。我们决定旅行路线，从北京出发，经济南、薛城、枣庄、徐州、南京，到达上海，然后经苏州、无锡、常州回京。在这些地方，我们亲眼看见所谓用“小土群”或“小洋群”办法炼钢铁是极大的浪费。炼铁要焦炭，没有炼焦炉，就堆在地上烧，结果大部分炼焦煤被白白烧掉，只有中间一小部分能作为焦炭用。所谓“小高炉”，很多是用砖砌的，炼不出铁，炼出铁来也不合格，已经弃置不用。开矿的民工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没有地方住，在地上挖个方坑，在坑里铺上地铺，被褥都是湿的。弄虚作假的现象也很严重，例如，炼出的铁含硫量高，不能用，却充好铁计算生产数字。我们到了上海，当时上海市委管工业的书记马天水不敢见我们。他们派了一个人向我们说大话，说一九六二年上海要年产一千万吨钢。我们一计算，单是为了运输煤炭、矿石和生铁，上海的车站和码头就不够用，且不说其他了。从我们把在各地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到一九六二年，全国年产二千五百万吨钢的指标是达不到的。回到北京，我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许明同志参加了这次汇报。总理只是仔细倾听我的汇报，没有谈他的看法，也没有批评我思想右倾。

    这一年八月，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从北京去庐山途中，我和彭德怀同志还有很多别的同志同乘一列火车。在车上，彭德怀同志要我谈谈看钢铁生产的所见，我把对总理说的对他说了，但还保留了关于二千五百万吨指标办不到的一点，没想到他把我的话摘了几句写在他的“意见书”上。这样一来，我也受到了有些人的严厉批评，说我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参与“反党集团”，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等等。这些人打击我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同彭德怀同志有什么“勾结”事实。但是，庐山会议上有些人的态度，与周总理的态度成了明显的对比。由此，我更钦佩周总理的实事求是态度和民主作风。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原来的目的，是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加以改正的，但是却变成了反对彭德怀同志正确意见的会议，这就愈搞愈“左”。这种“左”倾错误，后来发展成为路线，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纠正。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后共十八年之久。它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的祸害，直到今天还须继续认识和努力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