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第一次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是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我看到他是怎样对蒋介石及其帝国主义主子进行斗争的。

    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统治中国二十二年。他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他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第二段，日本侵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替蒋介石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第三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与人民为敌，重新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三段，构成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败于蒋介石，二十二年之后，我们反败为胜，推翻了蒋介石政权。这个胜利，归功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一九三六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这些决策的出色执行者是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说服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释放蒋介石，迫使蒋介石同意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种根据形势的发展，联合过去的主要敌人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的策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策略的发展。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功是有关系的。这是周恩来同志一项不朽的业绩。

    在重庆谈判中，周恩来同志不知疲倦，不畏艰险，进行了一场长期的忘我的紧张的战斗。这个战斗的目的，就是用确凿的事实，向全国人民、各党各派，揭露蒋介石的准备全国内战，揭露美国马歇尔的假调解和实际上帮助蒋介石反共的阴谋，使全国人民对反共内战的爆发精神上有所准备，不致遭受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那样的突然袭击，并为战胜蒋介石准备条件。当时周恩来同志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之间，旅途上就有不少危险。“双十协定”签订后，党中央、毛主席增派我为谈判代表。有一次，我和周恩来同志以及其他十几个同志同乘一架飞机从延安赴重庆，在秦岭上空，突然遇到恶劣天气，飞机表面结冰，重量增加，被迫下降。驾驶员十分着急，要我们把行李抛出舱外，并要大家系上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这时叶挺同志十一岁的女儿（叶扬眉）因座位上没有降落伞，急得哭起来。周恩来同志连忙把自己的降落伞让给扬眉。同志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不安，提出降落伞还是恩来同志自己用，扬眉年纪小，身体轻，可以栓在别的同志身上。恩来同志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照样从容镇定若无其事地忙着指挥大家系降落伞。幸好不久飞机脱离了险境。周恩来同志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发扬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真正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机上同志深受感动。

    当时的重庆，布满了蒋介石的特务，周恩来同志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蒋介石随时可能对他下毒手，但他始终视若等闲，夜以继日地为革命事业操劳。他要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和我党南方局的工作，要和国民党谈判，要做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以及和各界人士接触，事情非常多。他每天只睡三四小时，但总是精神饱满地工作着。他特别善于分析和利用矛盾。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但美蒋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周恩来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和美国人士接触，如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周恩来同志都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尤其重视做美国记者的工作，通过他们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对于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同志做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但必要时也进行斗争。一九四六年初，当时受蒋介石津贴，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脱下“民主”“公正”的面具，发表了一篇《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公开站在蒋介石一方对我们进行攻击。对于这种伪善者，是不能不反击的。我为《新华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驳斥。周恩来同志立即同意发表。对于这篇社论，《大公报》始终不敢还手。蒋介石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但在抗战期间和在准备全面内战的时期，他还不敢彻底破坏国共合作，而且表面上还要标榜民主。周恩来同志利用这个矛盾，运用他对敌斗争的才能，开展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在重庆、西安、桂林等地设立的八路军办事处，持续了八年，能在国民党的陪都发行《新华日报》，我党干部能以合法的身份同各界人士接触，使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和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以及后来在南京、上海工作的成功，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