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安徽寿县曹云屏，让人代写一信，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述说自父亲曹渊牺牲后，母子二人贫苦无依、度日艰难、求学无望的情况。

    曹渊是在周恩来培育下，于l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茬北伐战争中，曹渊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独立团第一营营长。l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周恩来接到曹云屏的来信后，写了复信，并寄去银元贰拾元，作为曹云屏赴武汉的路费。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帮助下，曹云屏于l938年5月辗转来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同来的还有其堂兄曹云青。周恩来对云屏、云青关怀备至，经常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l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同学们对抗战前途有种种议论。云青、云屏也想请周恩来副主席给他们谈谈有关抗战和国共合作的前途问题，于是致信周恩来进行问询。当时，周恩来7月10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惊坠地，右臂骨折。在伤势严重、即将赴苏治疗前，周恩来忍痛函复云青、云屏信，勉励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并祝他们进步。为了帮助云青、云屏认清革命形势、抗战前途，周恩来还特地给他们订购了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让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在周副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下，云青、云屏茁壮成长。

    三

    满腔热情，以理服人，是周恩来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又一突出特点。如果说以上只反映了周恩来在函复人民来信中的优良品德，那么在十年动乱中，他以极其惊人的气魄和胆略，做红卫兵和人民群众的工作，则处处闪现着他爱民、益民的光彩。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66年7月26日起，到l967年1月31日止，周恩来或接待红卫兵、或起草有关红卫兵的文件、或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件，约230次之多。对那些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蛊惑异常狂热的红卫兵，周恩来曾多次不厌其烦地予以教育引导。红卫兵出现不久，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中即指出红卫兵的三项任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谆谆教导他们，要区别文斗和武斗，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批评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将斗争锋芒对准培育自己成长的师长的错误作法。

    对于在接见中红卫兵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周恩来都认真地给以解答，并且言明利害，晓以大义。有一次，已是深夜一点多了。西北某大学名为“叶挺排”的学生战斗队的30多人，置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阻于不顾，竟然强行冲进中南海，一直冲到国务院的小会议室，在场的工作人员非常气愤。向恩来仍然心平气和地接见了他们。周恩来首先严肃地指出：中南海是毛主席、党中央工作的地方，冲中南海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周恩来以叶挺的部队是_支纪律严明的铁军为题，启发他们要严守纪律，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令人敬佩的是，白天周恩来要倾全部身心苦撑危局，维系国家工作的运转，因此接见群众往往安排在深夜。不管他白天工作多么辛苦，当他出现在群众面前时，总是那样精神抖擞、神采奕奕。每次接见，他都谆谆教导人们要事事处处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对一些同志的一些错误想法和做法，一方面十分中肯地予以指出，另广方面又循循善诱，教育开导。

    四

    仗义执言，慰藉人民，是周恩来在“文革”中处理人民来信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周恩来在艰难岁月中关心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各级干部的一种特殊方法和手段。

    在十年动乱期间，许多党政机关、文化教育界的人受到抄家、批斗、殴打、迫害，就连多年来与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未能幸免。许多封控诉“四人帮”、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信呈送到周恩来手中，使本来就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更加忙碌了，但他对骤然增多的人民来信仍十分重视，一丝不苟。众所周知的有：他因章士钊来函反映某校红卫兵抄查其住宅要求保护而写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他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邓初民反映造反派对其进行批斗而写的《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的批示；他为落实毛泽东对一封人民来信批示的必须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而写给李震、扬杰、吴庆彤的信，-这些书信和批示保护了党和国家的一些栋梁之材。

    “文革”中，周恩来不仅以处理人民来信的方式保护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科技精英，而且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亲属和社会名流也给以关怀和爱护。下面撷取了几封周恩来处理这方面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周恩来为人民申张正义、保护无辜的崇高品德。

    (一)关怀和保护爱国民主人士的亲属。

    1966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以要函上书周总理，要求保护原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覃振的女儿覃瑞。收到章士钊来信的当天，周恩来即作了对覃瑞保护的批示。信发出刚两天，章老家中亦遭厄运。考虑到章老的安全，周恩来将章老等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的一些民主人士送三○一医院保护起来。章士钊人在医院，，但心却一刻也没消停。l968年，为康国雄和马宗霍之事，他又上书周恩来。章士钊所提的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字宝恕)之子。康心如解放前曾为四川的工矿、交通、公用等企事业的创立和发展，起过一定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党对康心如一直深表关怀，周恩来对团结、争取康心如作过大量的工作，解放后，康心如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作了一定的贡献。其子康国雄，自50年代起，即在北京市机械学校任教，1969年随该校迁到陕西汉中，“文革”中受迫害，病倒亦不许回北京的家中治疗，因此委托章老上书周恩来。

    不久，周恩来又收到章老为马宗霍教授呼号的信件。马宗霍早年曾在苏州章太炎主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任特约讲师，并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授。1960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l962年调至中华书局工作。“文革”中被批斗，曾多次至函章士钊要求仍回中央文史馆。

    接到这两封信后，周恩来派人进行了解查证，并于l970年5月27日致信国务院军代表丁江负责办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康国雄于1971年回京治疗，l977年正式调回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任教。1986年，康国雄谈到“文革”中周恩来保护他一事，激动地说：，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康家两代人的恩人。在周恩来干预下，马宗霍教授于l970年6月即调回中央文史馆。

    1970年6月，章士钊又向周恩来上书反映：原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元配夫人高仲林，90高龄，又无近亲，久病卧床。组织上又以疏散人口为由，迫她移住他处。而她原籍三原亦无近亲，唯一的一个女儿不久前不幸病逝，甚觉走投无路。章士钊请求周恩来指示陕西省，对孤苦零丁的于老夫人“不妨在一般迁居令外，稍示宽大”。周恩来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老先生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前夕都有过一些交往，1961年，周恩来得知于右任通过友人透露身居台湾、思念亲人的心情后，正逢高仲林八十寿辰，特意安排于右任的女婿屈武，专程赴西安为于夫人祝寿。此事处理得好不好，不仅是对于右任前妻的安置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尚在台湾海外的知交故旧的关系问题。周总理在章士钊来函上做了如下批示：“请以电话告西安李瑞山或胡伟，转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强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乡。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一直到死为之骨化为止。”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高仲林的问题得到较为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