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仍然十分关心、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把它当成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方法与桥梁，一丝不苟地阅处人民来信，满腔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为党政部门努力做好信访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早在1950年l月，他在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当谈到党组作为领导机构，要勇于反映群众的意见时，指出“对于下面的意见要善于分析，辨别是非，好的意见要发扬，坏的要批评，严重的给以打击”。1957年ll月19日，周恩来谈到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群众控告国家机关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应认真处理，需要转交时，一般要交给被控告者的上级领导机关或者监察部门处理，并应及时查问结果。对于假借人民来信、来访名义进行无理取闹的坏分子、诈骗犯，应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联系有关部门作适当的处理。”

    周恩来一生中，曾函复大量的人民来信。就至今我们收集到的七八百件书信内容看，这些书信从言志述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到平反冤假错案、关心某个人的成长、起居，乃至迁葬问题，虽然所谈问题不同，内容各异，但其宗旨始终围绕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

    一

    心系人民，严忌拖沓，是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周恩来共过事的同志，都晓得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最忌拖沓、推诿、不负责任、草率从事。这种思想和作风，也体现在他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中。下面两个事例就生动体现了他心系人民，严忌拖沓的情
况。

    (一)深恶拖沓的官僚主义作风。

    “文革”期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一个知识青年给国务院来信，批评兵团领导在接待外宾时，有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反映在兵团听不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并讲了他自己负了伤，现正在北京的家中养病，但因经济困难，没钱治病等问题。

    国务院有关部门即将信转送到某部。该部有关方面办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说，我们已经交待过兵团不要浪费，他们不听，就把信退国务院了。一来一去，这封信空转了19天，却未解决任何问题。周恩来知道后很生气，说：“官僚主义害死人。”他指示该部去找那个青年谈话，详细了解情况后，再报告他。关于治病问题，周恩来要该部和北京市委联系，对那个青年给予照顾。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此事得到了妥善解决。

    对官僚主义的粗暴作风，周恩来向来深恶痛绝。1973年7月24日，他对公安部关于伊里亚斯来京上访的调查报告作了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者确有困难事情，应予负责解决，一杆子到底。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二)发现问题后要求派人立即查明真相。

    1960年3月29日，周恩来接到有关部门转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的来信。信中称“安徽省和县铜城闸与无为县曾经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信中还反映，“该地区田地荒芜”，“农民纷纷逃亡在外”，“干部作风恶劣”，万望“派员密查”。

    看了这封人民来信，周恩来致信当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请他立即派人查明真相，然后视情解决。信上说：“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明后复我一信。”接到周恩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核实，并向周总理汇报调查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各地发生的水旱灾害，向来强调“重点放在生产自救上”，应“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对于来信中反映的社队干部中存在的专横作风，在他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要求坚决纠正。

    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处处事事急人民所急、思人民所需的崇高品德和精明干练的工作作风。

    二

    平等相待，一视同仁，是周恩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又一点。平易近人，待人以诚，是周恩来的一大美德，这种思想也反映在他处理人民来信中。

    (一）像春风温暖侨胞心田。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声，激发了众多热血的中华儿女奋起抗日，也引起旅居曼谷的侨民杜英先生和30多位华籍员工，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关注。他们急切地想探听国内消息。一天，杜英先生从报上看到周恩来主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报道后，在同工友们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马场华籍洋务工人”的名义写了一信，向周恩来请教如何看待抗战前途问题。随信还寄上筹捐的泰币4000铢。信发出后，杜英等工友想，周恩来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识，不会复信的。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不久，周恩来即亲笔写来一封回信。信写的很长，有8页之多。内容除了赞扬海外侨胞关心祖国命运，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爱国热忱外，着重谈了抗日的形势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分析形势、精辟地论述战争的发展趋向后，断然指出：“抗日战争必将是以中国人民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信末，还嘱咐杜英等今后捐款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转，不必寄到武汉。

    看着周恩来那清秀流畅的笔迹，工友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的信，像暖风迅即吹遍跑马场内外。为了让更多的侨胞看到周恩来的信，杜英又设法将信删去头尾，以《周恩来论抗日形 势》为题，登在《曼谷时报》上，．在整个曼谷华侨社会都引起轰动。周恩来亲切的话语，不仅温暖了旅居泰国侨胞的心，也打消了他们对抗日前途的疑虑、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