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冯玉祥总司令部参加北伐革命战争

    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冯任总司令。韩振纪随冯部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

    冯玉祥率20万北伐军越过灵宝，进袭洛阳，一路之上得到人民的支持，进展顺利。韩振纪的任务是和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保持联系，掌握部队动向。一次，韩振纪奉冯玉祥的命令抵方振武部，执行联络任务。这时，方振武手下得力者甚少，于是暂留韩振纪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军事。方振武是从军阀张宗昌部起义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的，所以对冯玉祥派来的人既使用又有所限制，不让其接触一线部队。

    方振武率部围攻新安县城，韩振纪回忆：当时在战前会议上，方振武问他：“你是‘钦差’，以为何法攻城？”韩振纪心想自己只是下级科员而已，怎可称“钦差”？他知道方振武早已胸有成竹，是想故意为难一下他这个冯玉祥派来的人，于是不发一语。果然，方振武命部队把数门大炮架在城西，向县城发射，随后，部队冲进城内，俘获了敌守军两个旅长。

    韩振纪随方振武部进了新安城。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指挥部设在观音堂，方振武前敌指挥部设在新安，对奉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奉军凭借强大火力和险要地势，固守娘娘庙、杨家沟防线。方振武问前敌指挥部的军官们有何计策，众人皆不语。方振武又问韩振纪：“‘钦差’有何良策？”这时，韩振纪觉得再不发表意见就会被众人轻视，于是略做思忖后说：“独师攻击，势猛力单，不如与左右翼呼应，三师相距，既分散敌人火力，又加重进攻力度，还不致被敌援所围。”韩振纪还未说完，方振武一摆手让所有的参谋人员都退了出去。

    方振武与冯玉祥调整部署，分3路互相配合，激战四五个小时，终于攻破奉军防线。国民革命军乘胜追击，一路出击奉军右侧，一路截击，一路断其后路。奉军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

    韩振纪随大军一起追歼奉军，没费什么事就占领了洛阳。这一仗迫使奉军彻底退出了河南，为北伐军会师郑州扫清了障碍。国民革命军进入洛阳后，抓反动官吏，禁烟、禁赌、办新学堂，男人剪发辫、女人放小脚，提倡革命新风。韩振纪在洛阳街上走了一圈，古城的雄伟让他第一次有了胜利者的无限感慨。

    韩振纪回到西北军总部，此后发生了一系列让他震惊的事情。1927年6月，在蒋介石公开反共的形势下，原来和共产党关系很好的冯玉祥忽然一下子变了。7月底，中共党员、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被杀害。韩振纪对史可轩的一些政治主张是很赞同的，所以对他的被害十分同情。8月，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两百多名共产党政工人员被“礼送”出冯部辖区。在这批人员中有不少韩振纪所熟悉的优秀人物。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称冯玉祥为新军阀。这些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让韩振纪困惑不满。

    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夭折了，蒋介石虚意下野，各派军阀乘机反扑。1928年春，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通电敦促蒋介石复职，蒋介石遂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北伐军总司令，并兼任第1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2、第3、第4集团军总司令。

    1928年4月，蒋介石统率4个集团军，约70万人，进行第二次北伐。韩振纪随冯玉祥部再次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

    军阀孙传芳、张宗昌逃向德州。日本军队制造的“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令部队撤出济南，北渡黄河。这时，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主力在豫北，受到张学良部的猛烈攻击，基本上处于防守态势。韩振纪等青年军官摩拳擦掌，纷纷向冯玉祥提出要求上前线，冯玉祥却不置可否。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相在鲁西南失利，张学良、杨宇霆向保定退却。冯玉祥率北伐军第2集团军沿京汉铁路展开追击。韩振纪按冯玉祥的命令，多次和总部其他军官一起，深入前沿部队，督参战事，协同指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韩振纪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虽有比较严格的纪律规定，但高级将领们却各自考虑各自队伍的利益，总部在协调各部行动时，不能令行畅通，他感觉冯玉祥这个“帅”当得不易。

    冯玉祥第2集团军相继攻占彰德（今安阳）、大名、顺德（今邢台）、武邑、武强、饶阳、高阳、文安等地。

    接着，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北伐军第3集团军攻占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第4集团军占领保定。随后，奉系张作相，张学良、杨宇霆所部向热河方向退却。蒋介石下令各集团军全线向北平追击。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乘火车离京返东北，1928年6月4日在奉天（今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孙传芳通电下野，所部由第3集团军收编。张宗昌、褚玉璞部第6军军长徐源泉率万余人归顺蒋介石。

    韩振纪随北伐军进至平津一带。战后，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1928年12月，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东三省及热河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史称的“东北易帜”。

    四、中原混战的苦闷

    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了全国编遣会议，企图削减其他各派军队，扩充嫡系，引起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强烈不满。北伐后，韩振纪还没有搞懂什么叫革命成功，更没有来得及享受革命成果，一下子又陷入军阀混战的生活中。

    1930年初，第2、第3、第4集团军5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阎、冯、李、张以及石友三、樊钟秀等部共约60万人，组成5个方面军。蒋介石调集4个军团和4个路军约70万人，与之决战。

    韩振纪经历的是一场大规模的残酷战争。冯玉祥第2方面军共分6路军，约30万人，协同驻许昌的樊钟秀第8方面军9个师向武汉发动攻势。蒋介石令第3军团13个师组成左中右3路，北攻新郑、许昌、鲁山，双方形成对峙。

    蒋介石第3军团在飞机配合下，不断猛攻许昌。在这次战斗中，韩振纪见识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串炸弹落下来，工事被摧毁一片，人员防不胜防，死伤无数，第8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被炸死。

    冯玉祥指挥他的第4、第5、第6路军和第8方面军，向蒋介石第3军团反击。陇海路战场的阎、冯军受到蒋军猛烈攻击，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此时，冯玉祥部直属警卫旅有个营长接到家里来信，说老父病重垂危，老母无钱，境况极惨。这个营长慌了，但临战又不能请假回去探望，于是要卷铺盖开小差。有人紧急报告了司令部，冯玉祥搞不清事况，恐生兵变，马上命令参谋长处置。韩振纪奉参谋长之命带着一排士兵，迅速把该营营部包围，没等他们进一步采取措施，那个营的士兵就先主动把营长捆起来了。韩振纪亲自讯问这个营长，得知并无他人胁从，韩振纪从内心同情，但又不得不押着这个营长去见冯玉祥。到了总司令部冯的办公室门外，冯却不见这个营长。韩振纪担心一向治军严厉的冯玉祥会把人枪毙掉，打算拖一拖，等风声不紧了，兴许对这个营长会有利些，于是就向参谋长建议暂押后审。后来，冯玉祥传话说：“打20军棍，让他走！”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部队上下都说冯玉祥宽宏大量。

    5月中旬，李宗仁部腹背受敌，冯玉祥部为保存实力停止配合行动，李宗仁不得不向长沙撤退。蒋军趁机进攻长沙，李部伤亡惨重。

    蒋军第2军团12个师由山东曹县向阎军发起攻击，很快，阎军第6路军3个师投蒋。冯玉祥指挥所部第1路军至第4路军和阎军约9个师的兵力，由正面和两翼突然实施反击，打破了蒋军的攻势。蒋军败退定陶、曹县等地。蒋军与冯、阎两军以宁陵地区为中心展开拉锯战。这时，冯玉祥指挥所部主力及第4方面军一部向徐州侧击蒋军，支援阎锡山。蒋军以7个师于兰封、太康、柘城一带组织防御。

    冯玉祥不断下达命令，部署部队实施攻击。韩振纪和总司令部的人员通宵达旦地统计、绘图。冯玉祥很严格，敌我双方位置的变化、兵力、火力、工事配置等情况都要求标得准确无误，而且随时都要用。韩振纪随时和作战情报部门保持联系，一天要修标作战地图好几次，提供给冯玉祥使用。

    在冯部的进攻下，蒋军伤亡惨重，飞机被毁十余架。此后两个月，阎锡山的军队攻占泰安、曲阜，已经掌握了津浦路战场的主动权，但阎锡山为了保存实力，又命令所部停止进攻，径自撤退至宁阳、新泰一线，转入防守。对此，冯军官兵都十分气愤。

    8月，连降大雨，冯玉祥不顾补给匮乏、部队极端疲劳，决定冒着大雨围攻徐州，但久攻未果。

    韩振纪奉参谋长的命令，与石友三的第4方面军进行联络。这时候，河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数尺，他只身一人绕来绕去，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走了一夜，好不容易到了第4方面军的司令部，但他只见到了石友三的副官处长。

    这个副官处长姓祝，听口音像是德州一带的人。韩振纪执意要见石友三，但祝处长却百般推辞说石不在。韩振纪观看四周，见车马来往，人员进进出出，有的军官职衔很高，进去的时候都低着头，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于是，他判断石友三一定在里面，只是不想见他。韩振纪为了不误军务，就只好对祝处长大声传达：“上面马上要攻打徐州，指示石司令派主力出击！”这时，祝处长支支吾吾，回身走掉了。

    韩振纪只好返回，把这个情况向总部参谋长作了汇报。参谋长一句话也没说，但韩振纪从他的脸上阴沉的表情可以看出来，战事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果然，仗打起来之后，石友三消极避战，按兵不动，使冯部陷于被动。

    上面原本准备派韩振纪等人到直南一带拉队伍、补充兵员，可没等他们出发，形势又恶化了。此时，蒋军击败入湘的桂张联军，集中兵力向冯军发起总攻，先后占领洛阳、开封、郑州、潼关、西安。在蒋介石拉拢收买之下，冯玉祥的部下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和庞炳勋相继投蒋或宣布中立。  

    11月，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西北军支离破碎。

    中原大战结束，混战双方伤亡30余万人，也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连年战争，大批军人阵亡，却不知为谁而战，残酷的现实让韩振纪更加迷惘，当初弃文从戎、救国救民的愿望渐渐化为泡影，于是，他又陷入极度苦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