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韩振纪等人参加了国民军，而这姓胡的同学却托关系到奉系部队里做事。起初还顺利，很快当上了连副，可惜好景不长，其老上司犯了事情被撤职查办，新调来的官长看他不顺眼经常找茬儿整他。他去和新官长拉关系，那位新官长暗示索要大洋百元。这数目不少，他拿不出来，于是新官长便抓住他的一些小毛病大做文章，把他降为司书。

    几个同学知道以后，颇为同情，韩振纪也觉得奉系太不像话。毕竟同窗一场，况且这姓胡的同学气力过人，是当兵的材料。大家集体出动，托人到国民军上面去说，给他在国民军谋了个掌旗官的职位。这掌旗官属连长职级，待遇不低，可他犹豫再三，最终留在奉系没有过来。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主要有3大势力：皖系、直系和奉系。此外，各地还有众多的中小军阀。《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概括道：

    在那一时期，华北地区的大小军阀垮台，小军阀分地割地、互相吞并，连年战争，兵荒马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1924年9月，又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原属直系的冯玉祥突然倒戈，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组成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分任第1、第2、第3军军长，冯兼任总司令。冯玉祥数次电邀孙中山北上赴京，共商国是，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主政。奉系张作霖率大军入关，也极力捧段。

    国民4军是魏益三部，此人一度与冯玉祥合作，但动摇不定。国民5军是方振武部，他打仗很猛，有自己的势力，后来被蒋介石拉过去了，反过来与冯打仗，但蒋介石对他不信任，反而把他扣押起来。军阀人物之间的新老账，一闹起来就是生灵涂炭，人民遭殃！

    这时的韩振纪是个19岁的军校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忧国忧民，向往新生的事物，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社会纷乱现象深恶痛绝，却无能为力。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写道：
    第二次直奉战曹吴失败，该学校解散，从此开始了我的旧军队生活。

    1925年春，按保定陆军讲武堂的学制，这一届规定的课程均已完成，学校解散时，韩振纪已经毕业了。

    保定军校生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国民党搞黄埔军官学校，因校长蒋介石和很多教官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所以在旧军队里，“保定系”比“黄埔系”高一个辈份。保定陆军讲武堂是在1923年停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原址上由京城转来的，保定军校与讲武堂教育体系相同，从军事传承上都属“保定系”。保定系的毕业生大多数在国民党，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白崇禧、张治中、傅作义等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参加共产党的人不多，两条道路，以后有兵戎相见，也有殊途同归。

    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著名将领的有叶挺、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金佛庄、茅延祯、续范亭等，他们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病故或非正常去世；曾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边章五在建国初病故；陶峙岳，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在新疆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第22兵团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以哲，东北军中将军长，中共秘密党员，西安事变后被“少壮主战派”军官杀害；张克侠、何基沣，两人都是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一同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等职，何基沣任农业部副部长等职；陈光斗，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1949年在北平参加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的还有一位孙仲德，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第7师当过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副省长等职，1961年病故。毕业于保定陆军讲武堂，到1955年被正式授予中将军衔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仅有韩振纪一人。

    二、在旧军队屡遭挫折

    按民国军官服役条例，陆军军官学校及同等讲武堂毕业生，经团、营主官出据考试合格证明，一律授予少尉军衔（原称右军校），留学国外高等专门军官学校者才可授予中尉军衔。1925年春，韩振纪从保定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国民军正在扩大军队，于是他就投奔国民2军某旅当了个见习参谋。有了职业，生活可以自立了，似乎还顺利，但是他没料到，国内战争局面风云变幻，令他的军人生涯倍受挫折。

    韩振纪在国民2军，以前的军长胡景翼联共，许多共产党员曾在国民2军开展革命活动。国民2军邀请了不少苏联军事教官，还接受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胡景翼曾率部击败吴佩孚军，占据开封，进入河南，大胜军阀憨玉琨、刘镇华，进而攻克洛阳。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他手下的师长岳维峻继任国民2军军长兼河南督办。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的徐向前元帅，当年曾任国民2军某旅的参谋、团副。

    国民2军驻在河南的时候，韩振纪的职责为保管战报、命令及各种文件。旅司令部里有一堆参谋，中校、上校衔的好几个，还有所谓资深的少将参议。这些人中间，有的是靠上面的关系来挂名、拿饷银不干事，不学无术却傲气十足；还有的拍上司马屁卖力，一打仗却没影儿了。韩振纪看在眼里，有意与这些人保持着距离。

    这支军队属于革命军，但在实际上还保留旧军阀部队的那一套，军官吸大烟、酗酒、吃空饷、纵容士兵抢老百姓东西的现象司空见惯，韩振纪和一些有着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十分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

    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总是挨打。在韩振纪的记忆里，岳维峻是个大胖子，官气十足，一出门就带着护兵八九个，一般下级军官接近不了他。岳维峻表面上粗声粗气，脑子里鬼点子不少，打仗不卖力气，一门心思保存实力。韩振纪和一些青年下级军官私底下议论：“岳胖子可比不上孙岳，孙岳敢作敢当，聚义华山，反袁世凯很坚决，亡命日本，后来还接着搞！”

    1926年初，岳维峻带着国民2军退守豫西，不久，又被刘镇华打得惨败，部队顷刻瓦解，岳维峻只身逃往山西，结果被阎锡山关押。后来，岳维峻投奔蒋介石，任国民党34师师长，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战败被俘。岳维峻被俘后，为红军做了一些事情，但仍被处决了。有材料说岳维峻是经过县苏维埃公判后杀掉的，但据徐向前回忆是被张国焘找个了借口枪毙的。

    那时，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省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岳维峻的国民2军瓦解了，冯玉祥从该部招收了一些军官，于是，韩振纪到西北督办署当了个科员，在冯玉祥麾下做事。平时，他接触较多的官长是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曹浩森。这人有些儒家风范，能写诗，后来投奔蒋介石，去了台湾。

    冯玉祥是封建军人出身，虽然也用了一些青年将领、能人，但其核心最高层只是他的老部队第6混成旅出来的，各军事学校毕业的人难以进入。在中下级军官中，凡是冯的老嫡系，待人处事大都比较傲慢，韩振纪初到冯部就有了这样的感觉。无论如何，韩振纪总算是有个较稳定的差事了，从此在高级指挥机关做事情，见多识广，这对他以后在军事参谋方面取得建树很有益处。

    奉系将领郭松龄密谋约冯反奉失败。不久，张作霖为首的奉、直、晋“讨赤联军”，总兵力50余万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赴苏联考察。奉、直、鲁、晋各路敌军大举进攻，新任西北边防督办、西北军总司令张之江指挥不力，多伦失守。这时，韩振纪随西北军16万人被困守于北京南口和康庄一带，吃够了苦。不久，直军用上坦克，将西北军的阵地冲垮。

    部队撤退到绥远，参谋长曹浩森表面上虽然还是说说笑笑，但内心十分苦恼，很多人心灰意冷，韩振纪也有着一种不祥之感。很快，部队一盘散沙，韩振纪也离开了西北军。

    离开西北军以后，韩振纪生活无着落，几经辗转，经人介绍到吴佩孚部的23师当参谋，驻地河南。该部属直系第1军副总司令王维城管辖，师部100多人，机构庞大臃肿。王维城这人打仗死守老一套战法，当变不变，韩振纪和一些年轻军官都不愿意跟着他，可又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该部做事。

    1926年8月中旬，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代表邓希贤(邓小平)、刘伯坚、宣侠父等人的帮助下，于9月17日重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挥师陕、甘，进军河南。

    冯玉祥率部在半年内攻克洛宁、宜阳、汝阳等地。奉军张作霖大步后退，顺势占领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地盘洛阳、郑州。冯玉祥的部队攻洛阳不下，便调头占领了南阳。

    1927年1月，奉军攻克郑州后，直军靳云鹗决心与奉军一战，于是命令王维城部进驻城西八里桥。直、奉两军在许昌南郊准备大战。战斗尚未开始，23师司令部韩振纪等十几名原冯玉祥部的青年军官联合力劝王维城将队伍撤下。

    韩振纪和那十余名青年军官又回到西北军，冯玉祥正是用人之际，见老部属归来，十分高兴，仍然让韩振纪在总司令部当科员。

    此时，韩振纪的主要工作是统计战况，及时作出分析，还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经常被上级官长指定发表意见。这样，他对作战双方的兵力分布、进度、动向及武器弹药消耗等情况都有较全面的了解。韩振纪在学校掌握的知识终于派上了用场，还积累了许多大兵团军事参谋方面的实践经验。

    西北军的军旅生活，使韩振纪养成办事严谨的工作作风，生活习惯也绝对军人化。许多老同志说，韩振纪的举止一看就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人。

    冯玉祥在韩振纪的印象里是个大人物，他的祖籍虽然是安徽，但自幼生长在保定，所以说话保定口音很浓。韩振纪曾经回忆，西北军与其他军阀部队有所不同。冯玉祥注重爱国爱民教育，他曾当众宣布全军戒烟，如果有违纪者，就罚其吃烟头。冯玉祥治军严格，对待手下的高级将领，说骂就骂，罚站、罚跪也不新鲜，凡他所到之处下属噤若寒蝉。西北军的纪律基础较好，作战能力较强。

    关于冯玉祥，民间有不少传说。当年，五原县知事给冯玉祥送去两只肥鸭，却被他打了十军棍。当时，多数人认为冯玉祥的个人生活节俭朴素，但也有人说他外面穿棉袄，而里子却是貂皮，后来，退隐泰山，还保留着八大处的架子。韩振纪与子女闲聊时只是说过：“冯玉祥这个人爱读书，讲话有号召力，脾气也大。”

    在冯玉祥的部队中，韩振纪有机会认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刘伯坚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9月，刘伯坚遵照中央指示，应邀在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任政治部副部长（石敬亭先为部长，后改任参谋长），实际主持工作（见陈永久：《刘伯坚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有一次，上面让韩振纪写个公文呈送给刘伯坚，可能是韩振纪那工整的毛笔字让刘伯坚产生了兴趣，于是就约韩振纪到住处一叙。刘伯坚的学识渊博，气度宏阔，言必有信，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但因军中等级森严，所以韩振纪在刘伯坚面前还是有些拘束。刘伯坚见韩振纪军容齐整、言谈分寸适度，就很高兴地聊起来。在交谈过程中，韩振纪感到刘伯坚待人诚恳、很容易让人敞开心扉，虽然比自己大10岁，但思想却是全新的。韩振纪平时不大与上级官长私下交往，所以没有在刘伯坚的住处逗留太久就离开了，但是，这一次普通的见面，却给韩振纪留下难忘的印象。

    刘伯坚在西北军积极开展党的工作，虽然只工作了九个月就被冯玉祥“送出境”，但他通过办训练班建立政治工作机构，使西北军的许多官兵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成了朋友，韩振纪也是受其影响很大的一名军官。

    刘伯坚1930年到江西中央苏区，曾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该部队1.7万人在宁都暴动成功。该部起义后编为红5军团，刘伯坚担任了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队伍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刘伯坚于1935年在江西与敌人作战，不幸壮烈牺牲，在2009年建国60周年时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