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大”总校第1大队大队长

    1937年1月，“抗大”第2期开学时，为便于管理，中央将大学部的第9至14队编成1个大队，称为“抗大”第4大队，毛齐华、冯达飞先后负责，聂鹤亭任大队长兼第9队队长。女生区队归第4大队建制。3月，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兼任大队政委。该大队下设9至14队，队长有何长工、聂鹤亭、边章五、谢翰文（与文年生、刘忠交替）、谭家述（与李干辉交替）等。这个大队的学员多数是青年学生、白区地下工作者及原东北军军人等。上述内容参考《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及季诚龙的文章《回忆延安抗大四大队》（中共中央党校主办：《党史研究》，1982年1月）。季诚龙曾任“抗大”2期4大队区队长、大队政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任原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党中央指示“抗大”第2期学员立即结束学习，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同志亲自为他们送行，并在毕业证书上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3期开学，1272名学员中有红军干部616人。谢翰文的文章说这是“抗战开始后的第3期”。这时，“抗大”成立3个大队，第1大队（军事）大队长韩振纪；第2大队大队长苏振华；第3大队大队长刘忠（1937.12）。上述每个大队各辖3个队。

    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卢来发同志回忆：

    我参加的是抗大第3期学习，抗大第3期，共招收学员1200多人，编为3个大队，第1大队是军事大队，第2大队是政治大队，第3大队是知识青年大队。我和吴烈、钟春林都在第1大队。大队长韩振纪，政治协理员王赤军。
    （卢来发口述《万马战犹酣》第18章，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抗大”3期的1～6队为红军干部。韩振纪所在的3期第1大队辖第1、第2、第3队，其中第2队和第2大队所辖第4队的学员多数是原红军的军、师级干部。西路军失败后，一些幸存的同志陆续回延安，大都到“抗大”学习。如：王树声、曾传六、许世友、王建安、卢冬生、洪学智、李志民、程世才、詹才芳、李天焕、郭鹏、王奇才、丁秋生、罗舜初、李寿轩、欧阳毅、晏福生、詹道奎、曹祥仁、丁国钰、杨光池、叶德明（叶明）、谢立泉、张正光、曹光清等。

    韩振纪在“抗大”3期工作时，第1大队尚无政委，政治协理员王赤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通信兵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大队设有政治处、训练处等单位，这两个处下面还辖股，例如组织股、宣传股等。各队以下还有区队，区队长一般由学员担任。吴烈是第3期第1大队第1队学员兼任区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各区队还有政治指导员。

    卢来发老前辈回忆（节录）：

    当时我们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从排一级到团一级的战术要则和组织指挥，游击战术，军事地形学等等。我们这些学员从排长、连长、营长到团长都干过，有的甚至做过师一级的指挥员，但打仗主要是靠经验，靠上级首长传帮带，一级带一级，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部分同志军事理论基础都比较差。通过抗大的学习，把我们过去实战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条理化了，理论化了，这的确对我们帮助很大。

    军委、总部首长对“抗大”第3期的教学工作非常重视，毛主席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都亲自为我们讲课。特别是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授课，使我们弄清楚了过去为什么有一些仗打胜了，有一些仗打败了，原因在哪里。 

    后来看了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从理论上搞明白了。毛主席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喜欢用生活中的常识打比方，把一些很深奥的理论问题形象化了，让学员们记忆深刻，一辈子都忘不了。

    另外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第3期学习期间，毛主席为“抗大”制定和论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毛主席提出了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对每一句话都论述了具体的内容。这三句话好懂好记，既是“抗大”的校训，也由“抗大”毕业学员带往全党和全军，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

    “抗大”第1大队最初驻地在延安老府衙门，这里有破庙般的几排简陋平房，还有一个小操场。卢来发回忆：

    我们第3期学员，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为“抗大”建新校舍。“抗大”第1、第2期，学员不超过300人，第3期猛增到1200多人，校舍根本不够住。学校就组织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我们这些红军学员大部分是南方人，不知道窑洞怎么挖。学校就组织学员中的陕北红军和当地的老乡们给我们当教官，保证我们挖窑洞进度又快，又不至于挖塌方出事故。经过两个星期的突击，全校共挖了170多个窑洞。我们住进了自己建成的清洁整齐、冬暖夏凉的新校舍。

    到“抗大”3期，教员增加了不少，有老红军、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干部、学员留校的干部，还有从国民党军队投奔过来的干部。韩振纪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研究如何加强教学，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有效而且不生硬。

    韩振纪曾对子女回忆：教员在延安受到尊敬，党中央对于教员工作很重视。那时，延安的交通不便，加上国民党的封锁，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生活很艰苦，所有人员都实行供给制。党中央规定对“抗大”教员的生活上实行优待，每位教员都配备警卫员，还有马匹，津贴费比其他干部高，副食品供给也好一些，例如菜金，党政干部每天3分钱，部队每天5分钱，而“抗大”的学员却是每天7分钱。

    那时，一些青年存在着小资产阶级作风，缺乏经受残酷战争和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为使他们得到锻炼改造和提高，“抗大”及时提出了实行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

    有个学员是国民党官僚的侄子，刚来延安的时候吃不惯小米饭，就宁可饿肚子每天少吃一顿饭。韩振纪亲自找那个学员聊天：“延安的小米干饭最有营养！我们长征的时候，能有些米渣、野菜汤就很不错了。红军干部里多数是‘南蛮子’，不也在延安吃小米？要抗日，吃不惯小米可不行。你每天饿肚子，没力气怎么抗日？”那学员的脸一下子红了。这时，韩振纪递给那学员一把红辣椒，说：“吃饭的时候就着这个，这可是好东西！”关于吃辣椒，红军内部早就有人反对，说吃辣椒不科学，建议禁止。韩振纪虽说是北方人，但他属于支持吃辣椒的这一“派”，他曾诙谐地说过：“不吃辣椒，恐怕过不了大雪山！”

    在韩振纪的鼓励下，那位学员克服了许多困难，进步很快。后来，他到太行山打游击，和根据地的军民一起吃苦、奋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当了抗日县长和专员。以后，在太南，他见到韩振纪，回忆起当年的事情说：“延安的小米和辣椒把我这个官僚的侄子改造成了人民干部！”当年，这位同志赠送给韩振纪的相片仍然保留着，可惜谁也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抗大”很重视学员的体能训练，韩振纪在这方面以身作则，每天早早地就来到操场上，带领学员长跑、爬山，锻炼体质。红军学员久经锻炼，跑上几里地不算什么，可有些城市来的学员吃不了这个苦，往往落下很远。对这种现象，韩振纪决不迁就，他把跑不动的学员集中起来，亲自给他们讲话：“你们将来要到敌后开展武装斗争，要和敌人兜圈子，要追击敌人，跑不动怎么完成任务？战争是残酷的，现在我原谅你们，将来敌人的枪炮却原谅不了你们，你们手下的战士也原谅不了你们！在这一项，我要求你们向老红军学员看齐！”在韩振纪的严格要求下，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这些学员的身体素质都提高了，不再掉队。

    据韩振纪子女回忆，后来在“文革”中韩振纪被“疏散”到西安，警备区一位领导同志去看他，还谈起当年在“抗大”学习期间有一次听课时不守纪律，玩驳壳枪，被韩振纪当即严厉批评，并没收了他的枪。韩振纪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当时不满意，还把我的烟袋锅子藏起来呢！”这件事说明韩振纪虽然治学严格，但在平时生活上和学员们的关系却十分融洽。

    “七•七”事变后，韩振纪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到抗日战场上去，未获批准。这时，恰巧有了一个机会，韩振纪率1大队部分学员到陕西省三原县继续办学。没几天，红军酝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序列，红15军团就驻在三原县境内，准备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第344旅。中央决定已抵三原的这部分军事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到各个作战部队。韩振纪再次向中央提出了上战场的请求，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派他到344旅参加抗日前线的作战。韩振纪得到这个消息，兴奋得连夜写信给延安“抗大”的战友们，倾诉杀敌报国的情怀。

    韩振纪奔赴抗日前线后，“抗大”第3期学员于1938年3月底陆续毕业，第1大队与第4大队合编为新的第1大队，由延安迁到瓦窑堡。4月16日，“抗大”第4期正式开学后陆续编为8个大队，其中第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治委员胡耀邦，詹才芳在“抗大”学习后，担任第1大队副大队长，政治处主任王赤军，政治处的股长、政治指导员、政治干事有周子健、罗应怀、赵正洪、牛克伦等。覃健，“抗大”3期毕业后留校，任4期1大队2队队长兼军事教员。1大队教员有张如心、任白戈、郭奇、彭友今、胡道全（抗战初期任团政治处主任，烈士）、倪景阳等。潘焱先任军事教员，后任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