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页：

    8月21日   林彪关于抗日红军大学军事课程安排致电周昆、袁国平：红大各科准备明年1月1日毕业，第一、二科均于10月1日起开始学军事，三个月内以三分之二的时间学军事，三分之一的时间学政治。何涤宙、韩振纪任一、二科军事教员。

    “红大”的工作及韩振纪等主要教员的任用、讲课内容以及教学的总结等工作，都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昆、袁国平：

    红校第三科游击连应暂勿毕业，继续学习至明年1月1日与三科其他连队同学同时毕业。一、二两科因学习内容较多，毕业时间延至明年2月21日，每日上课时间改为4小时，各课进度加快，学习军事时间应提前。全国图书目录望交人带来，应买之战略、战役、战术书籍请先电告。

    8月29日  周昆、袁国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林彪：

    何涤宙、韩振纪拟于9月1日启程去保安，王志［智］涛现任3科战术主任教员，应留一人继续工作；韦国清、谭希林、胡道全病愈后回一科工作。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第500页）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3大红军主力于甘肃会宁会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编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从10月27日起，毛泽东开始在“红大”第1期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韩振纪聆听了全部课程。毛泽东每次讲课的前一天晚上，都请学员、干部来谈心，了解情况。他在讲授中，有针对性地系统剖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引用了大量实际事例进行分析，使学员们加深了理解。

    11月24日，军委电令：何畏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在保安，并入抗日红军大学第1科。张宗逊带红四方面军青年队和部分教职员去甘肃环县木钵镇与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会合，组成抗日红军大学第2校。

    11月底，长征后期左路军的领导人朱德、张国焘等来到保安，各界人士先后举行了欢迎会和联欢会，他们还与毛泽东、任弼时、贺龙等一起到“红大”驻地参观。

    12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军事委员会和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宣布取消，共同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杨尚昆。

    三、“红大”无2期，“抗大”无1期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把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成立了教育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副部长何涤宙，杨立三任校务部部长。

    关于何涤宙，韩振纪曾经对老战友说：“此人原是红军俘虏，有工兵方面的专长，整个长征都过来了，到延安反而坚持不住了，他到大城市看病，被旧关系拉过去。”

    1937年1月13日，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抗大”驻地距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地凤凰山只有几百米远。第1期学员毕业后，1月21日举行了“抗大”第2期的开学典礼。那时，人们都说“红大”无2期，“抗大”无1期，实际上就是说“红大”改为“抗大”了，所以原来计划的“红大”第2期也就变为“抗大”第2期，当然说它是“抗大”第1期也没错。

    2月初，党中央为徐特立同志60寿辰举行了庆祝会，地点在延安天主教堂，韩振纪和“抗大”的教员们都参加了。韩振纪后来回忆，那天的庆祝会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毛主席给徐老戴上一顶红色寿帽，动情地介绍徐老光荣的一生，并号召大家向徐老学习。

    这时，全国各地革命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抗大”除培养红军干部外，同时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规定：

    宗旨：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为目的。入学资格：1、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以抗日高于一切，坚决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者。2、大学、高中或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工人成分不受此限）。3、身体健强，无不良嗜好及传染病者。4、凡年在18岁以上，30岁以下者。考试科目：政治常识、历史、地理、时事、数学。学习期限：预科两个月，正科六个月。

    “抗大”2期设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即原“红大”第2校，校址在甘肃庆阳，后改  

    隶属红军前线总指挥部。

    谢翰文的文章介绍：
    和平时期的第2期。那时候学校组织机构渐具雏形，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均先后成立。

    当时，“抗大”本部学员1065名，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设14个队，另外还有个女生区队。“抗大”附属步兵学校，下分4个营，12个队，学员1400人。其中红军干部753人。

    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等军史著作，“抗大”本部建制为：

    第1队队长陈赓，第2队队长倪志亮，第3队队长谭希林，第4队队长韩振纪，第5队队长苏振华，第6队队长曹里怀，第7队队长贾若瑜，第8队队长方正平，第9队队长聂鹤亭，第10队队长边章五，第11队队长何长工，第12队队长刘忠，13队队长谢翰文(后文年生)，第14队队长谭家述。女生区队区队长金维映。

    “抗大”本部第1队～第8队学员都是红军干部，其中第1队、第2队学员大多数是团以上干部，如：陈赓、罗炳辉、王维舟、周子昆、何长工、张际春、周纯全、胡耀邦、赖传珠、杨得志、陈奇涵、康克清、倪志亮、姬鹏飞、黄春圃（江华）、余秋里、张震、张国华、汤平、王诤、刘转连、王宗槐、王尚荣、姚喆、方正平、梁兴初、肖望东、谭家述、曹里怀、赖毅、黄志勇、乐少华、戴季英、刘型、曾希圣、邵式平、伍云甫、谭政文、胡立教、李干辉、马文波、谭友林、谢振华、王赤军、贺庆积、王集成、李中权等。第3队至第8队大多数是红军营、连干部。第9队至第14队学员主要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共550人。女生区队学员共59人，大多数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女生区队实际是一种生活管理建制，女学员在学习方面还是与其他男学员一同安排在各队、各班进行的。

    上文所讲“抗大”2期设立了14个队，是指已经发展起来的笼统时间讲法，期间还是有一个变动过程的。《江华回忆录》说他于1937年1月到“抗大”学习，这1期学习的红军干部编成8个队。他先分在1队，不久到4队任队长，军事教员是韩振纪，政治教员姓杨。张池明将军回忆：

    “1937年3月初离开商县军团部，绕过西安到达延安抗大学习。”“这一期分为8个队，只有五一节在南门外运动场上开运动会，进行检阅，全校会合过一次，平时上大课、听报告，在大院子里，也只有几个队在一起。”“我入校分在第3队，这个队50人左右，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的团级干部，三个方面军的干部都有，对互相学习，交流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经验，增强团结都有很多好处。”“第3队队长兼军事教员韩振纪、政治教员杨兰史，其他都是中央机关领导同志兼课。没有设专职政治干部，政治思想工作由学员党支部负责。”

    （《张池明将军》•《自述》第5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

    杨兰史，1925年由团转为中共党员，在苏区曾任通讯学校校长，1938年病逝于延安。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及《韩振纪自传》中只填写任“抗大”队长、大队长，并未说是第几队，也没有写十分具体的时间。下文要介绍韩振纪关于“拖枪出走未遂”事件的报告，那份材料是他亲笔写的，时间为1937年3月，其职务为“抗大”4队队长。假如江华、张池明两人均未记错，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韩振纪先在“抗大”4队任军事教员、队长，与江华两人的职务前后有交替，后到“抗大”3队任队长兼军事教员。

    谢翰文是湖南衡阳人，年纪比韩振纪稍大一些，大革命时期入党，跟着朱德上井冈山，在苏区时任师政治委员，曾经由于肃反扩大化的问题被免职，其职务由黄克诚接任。谢翰文虽然办过一些错事，但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抗大”，谢翰文对学员中的知识分子要求很严格，有时说话太急，不免伤人。后来，谢翰文调任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在晋东南地区反日寇“扫荡”战斗中，和他的妻子一同牺牲了。那场战斗很激烈，大批国民党军队就在附近，却按兵不动。韩振纪谈起这件事时曾经气愤地说：“日本鬼子如虎狼兽，杀害我们的同胞无以计数。蒋介石好几百万军队，装备要比八路军强不知多少倍，他们如果好好抗日，中国能搞成那样子？”

    这一时期，“抗大”的教育课程设置仍然将政治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主要有列宁主义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等。“抗大”还曾经开设过联共党史、政治常识、国际常识、政治工作、中国问题（包括三民主义、党派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根据地问题、八路军问题）等课程。

    “抗大”的军事课保证一定课时，设有战略、战术、游击战术、射击学、地形学、建城学、技术兵种和军事操练等。

    毛泽东同志作出坚决废止教条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抗大”形成了崭新的校风和学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秦邦宪、董必武等领导同志，经常为“抗大”讲课、作报告，参加开学典礼或结业式等活动。一些从抗日前线回延安的负责同志也到“抗大”作报告，报告内容引人入胜，对于学员了解抗战形势、开阔眼界、鼓舞斗志，起到重大作用。

    韩振纪和所有在职干部一样，坚持每天政治学习两小时。他还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重要报告。

    1937年4月至8月，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为“抗大”第2期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每星期二、四上午，毛泽东同志讲两次课，每次讲4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的讨论。

    韩振纪对毛泽东同志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由于思考理论问题而夜不成寐。韩振纪曾回忆：“毛主席是真正的大家，他有实践、有理论，理论联系实际，机动灵活。他讲的东西能把人一点就透，不同文化程度的同志都能听明白，这就是在他手下出了许多人才的原因之一。”

    通过在“抗大”的学习，韩振纪提高了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认识，牢牢地树立起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懂得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矛盾，从而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他还深刻地认识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仍然是“抗大”军事教育的主要课程之一。毛泽东讲哲学，也是与战争实践密切联系的。“抗大”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总方针，把学习理论知识和艰苦奋斗作风统一起来，把学校与部队、学员与战士联系起来，学习如参战，学员们的战斗素质迅速提高。在“抗大”的边工作边学习，对韩振纪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深刻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尤其是“理论联系实际，机动灵活”，他在以后的教学、作战指挥等各项工作中，都把这个指导思想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执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原则。

    当时，“抗大”的个别教员讲课，喜欢讲较深的理论，用一些洋名词，许多学员听不懂。个别人对毛泽东通俗易懂的讲课风格不感兴趣，却觉得还是啃过洋面包的人才懂得马克思主义。学校针对这种情况，开展教育活动，韩振纪也耐心地与这些同志谈话。他说：“毛主席讲的那么多新鲜内容，我总感到学习不够，那是一个革命理论，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要搞好中国革命，就要入这个门，否则就要走歪路。”这些同志多次听了毛泽东的课，真正读了毛泽东的文章以后，思想豁然开朗，以后，上述那种情况不复存在。

    “抗大”初建时期，韩振纪兼授几个队的军事课，工作量相当大。学员们的课余文化生活丰富，而教员们却闲不下来，因为学员们会主动找上门来请教问题，或者说说心里话。这些学员的资格老，战斗经验丰富，所提的问题往往是有些难度的。韩振纪为找到准确答案，在一时找不到现成资料的情况下，就与别的教员交换意见，反复思考。每天下来，他常感时间不够用，为了讲好课，他经常利用晚上整理教案材料，备课，直到凌晨才能入睡，略休息一会儿又起来参加出操。

    根据校首长的统一安排，韩振纪在落实训练方案时，认真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注意充分调动每一位教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把教育课程搞得有声有色。

    韩振纪既是队长还兼军事教员，教育、行政、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管，这是“抗大”组织体制上的突出特点。

    在军事教学方面，韩振纪注重把实战经验上升为理论，提高学员组织指挥作战能力及灵活运用战术要领的能力。他对敌后抗日游击战术作了深入研究，写出了教学提纲，先把教员组织起来进行讨论修改，然后到课堂上讲。

    当时，教学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教具，有不少红军干部学员文化水平低，有人对地形、地貌、地物都很熟悉，却不会看地图。有学员反映课程太多，有的教员讲得太快，跟不上。开教育委员会的时候，韩振纪和其他队长、教员一起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同志做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讲课要看对象，讲究实际，要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韩振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多次召集教员们研究，总结出一套崭新的教学方法，讲课时，事先作充分准备，然后有针对性地讲相关军事理论知识，并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理解能力，主动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员思考，当堂讨论。

    与红军学员不同，青年学生学员则缺少实战经验。为解决这个问题，韩振纪还是采用苏区红军学校时候的老办法，统统把学员队拉到野外，讲解利用自然环境制定击敌之策的道理和方法，教学员识图、绘图、用图，这样，无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的学员都觉得有收获，提高快。

    韩振纪讲战术课时，按照校领导的安排，列举重大战例，主动与学员交流，组织战术讲演会。在讲演会上，韩振纪带头讲“围点打援”，红军学员讲“运动战”及“阵地攻守”，讲用结合，又教又学，大家活跃思想、畅所欲言，学习气氛活跃。有的学员还能把学到的外国战例和亲身经历联系在一起，使人感到别开生面。学员们反映，过去打仗是谁能拼谁厉害，后来就是谁的经验多谁厉害，也有不少人是单纯听首长命令，不善于思考，现过通过“抗大”的学习，大家都认识到了学习军事理论基础知识、理论与实战相结合的重要性，指挥水平有了质的提高。

    有些教员教学经验不足，韩振纪便主动、热情地帮助他们。李国华曾在苏联学习多年，归国后在延安“抗大”任军事教员。1937年上半年，韩振纪专门安排他给高级干部学员讲课。他觉得自己在国内的实战经验少，怕讲不好课，有些思想负担。韩振纪就找他谈话，鼓励他大胆工作。在他讲课的时候，韩振纪特地坐在后面“压阵”。 李国华很快适应了教学工作，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

    当年在“抗大”，党内有很好的民主生活制度，各级领导之间，教员与教员、教员与学员之间经常互相提意见，以改进工作。王智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曹里怀、谭希林、韩振纪对“抗大”某些领导同志生活和工作作风有些意见。在校务会上，王智涛当着毛泽东和校领导的面，把这些意见说了，毛泽东说：“大家都敢把下面骂娘的话当面讲给领导同志听，我们就能耳聪目明，把抗大的事情办好。”这个事情原本很正常、普通，但传来传去，连人带事都变了，被人搞得挺复杂，后来竟延续到1965年3月到4月的北京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有人还上纲到“借古讽今”的地步，而且把话说得很难听。当年，给校某些领导提些一般的意见并不是多大、多严重的事，韩振纪的性情一向刚直，心里有想法憋不住，给上面提意见确实有过，但他讲话很注意措辞，从不乱说，更不“伙同”，在他后来写下的文字材料中有简短的说明，也就是一般工作方式、方法的内容，没有其他的什么“版本”。

    1937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可是某些人在揭批张国焘错误的时候，采取了不适当做法，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有的将领因此发牢骚，也闹出一些动静。

    当时，韩振纪在“抗大”任第4队队长，20世纪50年代，韩振纪曾按组织要求，亲笔写了个文字的东西，交了上去，其中一段直接涉及这个事件，这是他的亲身经历，有一份底稿现仍存留于家中，原文如下：

    当时，我在抗大4队工作，夏末时间，午睡时有两学员林英俭、邓忠义（均系原四方面军团级干部）到我宿舍欲言不言，我问有什么事。他两同志拘束地说有件事要报告，×××（他在2队）组织叛乱逃跑，有某些人、枪已运回，并看了地形，今晚8时在某地集合出发。当时距闹事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我迅速向抗大领导同志报告了此情况，于晚饭前把他们数人一起逮捕了。事先也有公安局（也许是保卫部记不清了）由城外运进城许多枪，也有伊［倪］志亮（注：时任2队队长）同志的报告×××等组织“叛逃”。

    文中提到的林英俭，曾任红30军的团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2师旅长，1941年对日作战牺牲。韩振纪在另外简短的一个补充材料中还讲到：“﹝当时﹞戒严。”

    韩振纪文中讲的“叛乱逃跑”，事发当时上面就是这么一种讲法。韩振纪据己所知而写，实际是拖枪出走未遂。参与此事的将领有十几个人，在“抗大”的集体生活中，有这么多人议论搞事情，不可能不透风。2队的四方面军的学员最多，闹意见的同志也最多，同时影响到4队。韩振纪作为4队队长，由于职责所在，发现此类重大异常情况，肯定要向上面报告，当时假若不报告是错误的。倪志亮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到延安“抗大”任2队队长，边学习边工作。他在四方面军是有影响的人物，没搅到那件事里面去，而是发觉后报告了。边区保卫部门也掌握了这个情况并采取措施。《刘忠回忆录》（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中讲道：

    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这个问题没有掌握好，发生了偏差，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干部受不了，一小部分人组织回鄂豫皖苏区去秘密行动。中央公安部门发觉后，扣起十几个高级干部作审查，造成紧张空气。最后，毛主席亲自出来做工作。提出“从团结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忠，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关于这件事，其他老同志也有回忆文章记载。总之，这个行动被及时制止，并未形成事实，党中央、毛主席从全局出发，和这些同志进行了思想沟通。韩振纪等领导干部听了毛泽东同志指示以后，也耐心地和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交流，取得了“思想上的彻底一致”。当年那件历史公案，毛主席已经了断，下结论了，当事人后来都成为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