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宋裕和、韩振纪研究，决定由供给部副部长叶进明、军工部副部长吴师孟进入被日伪统治的上海，办了一个“振兴贸易公司”，在此掩护下，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采购大批被日军禁运的军需、卫生、军工原材料、机器工具及配件等物资，通过秘密渠道运回华中抗日根据地。这个公司实际上是一处重要的地下兵站。宋裕和，1926年参加革命，曾在红4军“古田会议”上当选为前委委员，是一位相当严肃认真又有能力的老资格后勤领导干部。

    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新四军军工大力支持。例如王纪华（又名王文清），1936年初经胡乔木、王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沙千里、李少甫及共产党员雍文涛、顾准等同为职业界救国会的骨干成员，后职业界救国会改为职业界救亡协会(职协)，他担任党团书记。王纪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沪三五钟表厂经理，他利用业务关系为新四军采购、运输军工器材，做了许多贡献。敌人怀疑该厂采购原料与实际使用不符（一说被叛徒出卖），王纪华因而被捕，在日本宪兵队经受老虎凳等各种酷刑折磨，坚不吐实。由于他多年搞统战工作，社会关系较广，经多方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王纪华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工作，并担任民建中央常委等职务。

    那时，军部首长对兵工生产抓得很紧，《赖传珠将军日记》中有多处记述：

    4月18日，飞来敌机2架轰炸冈门及大冈。饭后孙湘（注：赖传珠夫人）已来我处，后到供给部裁衣，碰到韩(振纪)部长已到达。晚上听韩(振纪)对军工部工作报告。

    4月19日，晴。上午发生警报，躲飞机。谈后到隐蔽的地方开会，开会讨论军工部工作至午。抽调干部充实军工部。试射仿造子弹及手榴弹，效能一般可以。

    中央军委对各大区的兵工建设非常重视，据文献记载，仅于1941年就有3次全面的指示。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

    （一）在与日寇战斗中，枪械弹药之缴获较少，而国民党不会再发弹药。因此我各根据地，对兵工建设应有正确的原则与注意。
    （二）在山地抗日根据地上，应设立中等后方（在内战时只应有小后方，修理枪械，反对大后方主义），即是说因为弹药无来源，必须自行翻造，但过大的后方，对我根据地之坚持是不利的，在平原上只能建立很小的、分散的、秘密的后方。
    （三）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在现在条件下，我兵工建设只能充实我军技术装备，即补充弹药（步机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改善枪械。希望我兵工建设把我军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一步是不可能的。假若把我兵工厂弄得过分庞大，这对战争是不利的，也是不可能的。但弹药无来源，如不翻造步机[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则无补充。因此对兵工建设特别是弹药厂的建设的消极也是错误的。
    （四）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二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与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第4卷第7～8页，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5月5日，今日是马克思生日。早晨韩(振纪)部长来谈军工部移动问题。
    5月8日，韩(振纪）部长看房子已回来了。
    5月15日，敌人进攻黄河两岸甚烈，韩(振纪）部长来谈一些问题。
    5月16日；下午开会，小姚(饶漱石)报告很精彩，完全与国际路线一样。邓(逸凡)、韩(振纪)在此吃晚饭。发现财经部有内奸5人。

    1941年5月20日，东南局与中原局正式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盐城。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8月，邓子恢到4师任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22日，刘少奇、陈毅通令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组成，根据中共中央电令，以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5月20日，吃饭后韩（振纪）部长来此谈问题后回去，我送其子弹10粒、衣1件。因我的马比他的强些，故未换。

    孙象涵、李仲麟、王新民、田汝孚、吴运铎的回忆文章中介绍：
    不久，日军又轰炸大佑棉垦三区，军工部奉命于5月间迁往盐城西小阜庄一带。

    这里说的是军工部第二次转移的情况，军工部先是转移至大佑棉垦区，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就是老垦区，主要产棉花，也在盐城区域内，是日敌破坏的重点地区之一。敌人派出不少奸细，专门侦察军工部的位置，致使军工部驻地暴露，敌机又来轰炸。韩振纪又率领军工部转移至盐城西小阜庄，领导各厂生产了大批地雷、手榴弹和八二迫击炮弹。在小阜庄期间，韩振纪指示军工部子弹厂成立包铜子弹头车间，吴运铎任车间主任。军工部工务科曾设火药组，组长马步青，副组长金岗，他们在雷汞配制，改进黑火药和研制硝化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程望《对一师军工部的回忆》：
    5月间，军工部发起大干“红五月”的生产突击，派我到制造手榴弹的2队帮助工作，主要是协调他们的生产，研究扩大产量的办法。2队离军工部机关较远，驻在古基寺前后的两个村庄。

    （新四军研究会：《铁流》第3集）

    八二迫击炮是一种曲射炮，个头儿小，配备步兵作战轻便灵活，操作简便，炮弹从炮口装填，炮弹下滑后靠撞针强迫击发。迫击炮弹由弹体、尾翼、火药、引信4大部分组成，要求有一定的自重，对火药的要求比较高，一是能够发射到目标，二是能保证落地炸开。

    由于新四军的设备、技术条件差，制作火药的环境具有危险性。为此，韩振纪领导制定安全操作条例，在原料选择、火药配比、工艺程序、组装监督等环节都做了有针对性的严格规定。这样，原本是可以避免损失的，可军工部下面的工厂还是发生伤人事件。他对大家的革命拼劲是赞成的，但坚决批评蛮干，出了事故，他总是首先自我检讨，然后寻找原因，认真总结教训，和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开始，他们制造了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后来，韩振纪认为靠原始办法不行，于是就亲自下功夫画了设计图纸交给他们，鼓励他们研究改进。朱遵三、吴运铎等同志根据韩振纪的图纸，经过反复努力，制造了两三部车床。这种车床体积小，靠人工动力，携带、安装、生产都方便，是战争环境下无电、油动力的特殊机具，有了它，新四军军工部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

    到1941年6月初，军工部的各种中大型机器设备逐渐增加到十余台部（机器3部、车床1台，发动机1台、木器车床数台），工人发展到300余人，技术逐渐熟练，政治水平逐渐提高，并有进一步的分工。到6月底，军工部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生产子弹2500余发、迫击炮弹66发、手榴弹600颗。

    1941年6月，韩振纪参加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再次强调了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人民军队。

    在新四军军工部指导下，6师在江苏省无锡县张缪舍乡成立了军实科，并于9月份生产出来第一批手榴弹，到1941年年底，月产量达到600颗的能力，职工也扩大到近100人。在此期间，7师供给部在安徽省无为县大俞家岗成立了修械所。

    由于日军即将大举“扫荡”盐阜区，6月18日，军部决定离开盐城向湖垛东北、上冈以西地区转移。

    6月19日，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军长陈毅、参谋长赖传珠电示各师，要求迅速“研究与制造大批地雷、鱼雷”，其中鱼雷是专门在水网地区打击日军武装汽艇的。韩振纪领导兵工厂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们生产的这批武器，在反“扫荡”和封锁敌伪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时，战局不断变化，汉斯•希伯受邀给军部干部们作有关德苏战争问题的报告。韩振纪去听过一二次，从而了解到国际形势严峻。这时，德军已经占领苏联一些边境地区，德军飞机大规模轰炸苏联城市，并加强对苏军阵地的进攻。

    6月29日，赖传珠参谋长乘划子到军工部，和韩振纪一起召开军工部领导干部会议，并到就近各个工厂察看，下午2时，又接着开会，针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至晚8时结束。赖传珠说：

    “军工部工作有了很大进步，生产力提高了，工人情绪高涨，改进水雷，取得成绩，缺点是不够严密，配合不甚好，尤其材料不能及时供应，实是困难之至。”
    （《赖传珠将军日记》）

    四、军工部打鬼子汽艇

    6月30日，早上下了雨，赖传珠复信给韩振纪说，事先侦知情报，敌人正准备“扫荡”苏北，军部决定10日开始转移，要他作好准备。7月1日又下雨，赖传珠抽时间听吴师孟汇报军工部的工作。7月10日那天，仍然下雨，赖传珠一大早就乘着福特牌的划子，疾驰而来，韩振纪陪他察看了兵工厂装备，落实军工部转移事项。当天，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率军部及华中局部分工作人员撤离盐城，移驻到湖垛（今建湖镇）北左家庄。

    程望在《对1师军工部的回忆》一文中记述：

    7月初，日军发起对我盐城军部的“扫荡”，并侵占了离2队驻地仅5公里的湖垛镇。2队停产，将设备装船转移隐蔽。

    1941年7月19日，日伪军共1.7万余人，向东台、兴化、射阳一带集中，20日，分四路进攻盐城。此时，韩德勤等顽军也趁机进逼我阜宁、盐城交界之东沟、益林，扬言收复失地。新四军处于日顽夹击之中，形势异常紧急。这时，军工部在军部统一安排下，进行第三次转移。

    这次军部转移，并不像后来有人说得那样“潇洒”，尽管我军有所准备，但敌人大规模行动是闪电进行的，攻击面积之大，使我应对不及。当时，由于军直机关庞大，移动不便，曾发生军直、师直及地方机关拥挤一团阻于黄河的情况。“鲁艺”、“抗大”、医院、江淮银行、印刷所及军工部均有损失。其中，军工部的损失是不得不丢弃了一些大型机器，没有人员伤亡。

    当晚，风雨交加，韩振纪遇上复杂情况，从来镇定应对，不慌不乱。这时，他命令炮弹厂、修械厂和3分队分散转移，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将小型器材随身携带，少数笨重机器因埋不及，多沉于河中。大家先把工具、原材料以及半成品搬上木船；随后，职工、家属大人和小孩也被保护着上了船。这时，日军汽艇围上来，韩振纪命令警卫部队用机枪火力掩护撤退。日军到了厂子门口，只发现一个搬不动的6尺车床的床身，因怕埋有地雷，也不敢入内，就远距离用炮轰。鬼子上岸后，在车床身上绑上炸药，将其炸毁。

    军工部转移的第二天清晨，200余名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向盐城西南转移，与日伪军遭遇。在战斗中，邱东平等牺牲，70多人被俘。邱东平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来到新四军后当过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写过不少优秀的通讯报道文章。

    日军占领冈门后，于7月22日占领盐城。建阳之日军分路会攻上岗；刘庄、白驹之日军集中于大中集，28日占领阜宁，29日进袭东沟、益林。新四军部队转入日军侧后，展开游击作战。

    韩振纪把年轻力壮的干部和工人集中起来，给每个人发了枪支、手榴弹，大家都作好了奋战牺牲的准备。韩振纪指挥这些没经过军事训练的军工战士，分乘若干民船，组成游击分队迂回河汊之中，与敌巧妙周旋。

    鬼子不熟悉地理情况，被军工游击分队引诱着转来转去，韩振纪趁有利时机，派出警卫部队从暗处猛然出击，一阵排子枪把鬼子被打得晕头转向，鬼子开着汽艇想撤又被游击分队堵住后路，只好被动挨打。在敌我装备、人数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韩振纪命令各分队迅速撤出，等鬼子缓过神来，我们的军工战士早已无影无踪了。日本鬼子没占着新四军军工部的便宜，还死伤了十几个人。韩振纪是军事经验丰富的首长，跟着他搞兵工，大家心里踏实。新四军军工部老同志姚大伦在《忆新四军军工部和3师军工部》一文中回忆道：

    7月上旬，日伪军对盐城水网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军工部奉命转移。韩振纪急令将大型设备弃入水中或埋进地下，小型器材随身携带，全体人员乘民船转入河港之中，还不时派武装出击，打得敌人分不清东西南北。军工部近400名工作人员在韩振纪等率领下，经过一个月的斗争，胜利避开了日军的围追堵截，在阜宁县的瓦屋许、蔡家舍一带集结待命。

    7月29日，刘少奇与陈毅率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到达阜宁陈家集西北的岔头。7月31日，刘少奇和陈毅分两路活动，刘少奇、赖传珠率直属队向阜宁县大高庄、张家码头等地转移，“负华中全责”，陈毅留在阜宁县硕家集地区，“负责处理军直”。8月4日，刘少奇和陈毅会合，决定乘日伪军转兵苏中时实行反攻，相继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

    在这一时期，韩振纪仍奉命参与新四军的一些战事。据《新四军文献》第2卷第407页：1941年8月4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黄克诚、韩振纪、王必成、刘培善、冯定、洪学智、谢祥军并告粟裕、刘炎，就关于配合苏中反“扫荡”、袭击盐城外围据点的部署问题，进行了5条具体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