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授方法

    一、教授方法与教育方针。教育计划、教材应是一致的，在彻底转变我们的教育时，应彻底一致地转变。我们的教育方针已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与实际联系，教育与作战联系，学与用联系，做什么学什么，少而精，教授方法亦即实现以上方针的方法。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要善于诱导学员总结整理过去丰富的经验，使其提高到理论；又善于引证实际经验，证明理论，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为了教学与作战的联系，我们要与前方部队战斗部队建立联系，随时得到战斗情况，并善于诱导学员研究敌伪军作战特点，作战地区环境特点，我军战略战术特点。将这些问题都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学校教育才是实际教育，学习了理论，又学习了实际。为了所学与所用联系，首先是应做什么学什么，而估计到他的工作任务，及其到工作岗位上时可能碰到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不但教育计划上应注意这问题，而教授时更应抓紧这些问题，使所学的课完全正确，根据实际的需要，那么学与用自然联系起来。

    二、要确实遵守教育计划。不但要按其规定的课目进度去执行，更要掌握教育计划的精神。教育计划是方针具体化了的东西，为实现教育方针首先应实现教育计划。因此要反对教授法上的不良现象，不根据教育计划规定，而讲自己爱讲的东西，讲自己知道的东西；爱讲空洞大道理，不愿讲实际问题；爱讲旁人不知道的，而不愿讲大家不注意的具体问题；爱坐在讲堂上念书本，而不愿搜集实际经验，充实教材；爱长篇大论讲原则，不愿野外实际演习；爱照老一套的野外演习方式，而不愿构设与实战近似的景况，以及不善于启发教育，不善于课外诱导学员独立学习研究等。这些教授法的病态是我们教育彻底转变上的障碍。我们应认真地研究教授方法。具体地改善，加强课前准备，演习要有想定，课堂讲授应有讲授方案，这方案应包括要讲的原则，要举的例子，问题的提法，讨论的问题等。

    三、战术教授的方法：

    （一）各战斗动作一般分为两个步骤进行教育，第一是原则地讲解，第二是演习。两者时间的比重，依教授课目及教育对象而有不同。团营战术原则讲解应超过于连排战术原则的讲解时间，相反的，连排战术演习时间应超过营团战术演习时间。一般的演习时间，应占全时间的7/10至9/10。一般均须先讲原则，有些在课堂上不讲，到野外还是要讲。事实上不会一个课完全不讲就做，从何做起呢？各个战斗动作可以在野外讲，而部队战术原则，则讲堂上讲解胜于野外讲解。有些在课堂上不讲原则问题，等到演习前去讲是不对的。

    （二）演习方式：

    （1）分段讲作：以使原则与实际联系为主，这是演习的第一步（即分组上课），事前教员须先作好想定。
    第一、演习时将队伍带到演习出发地点，在课堂未讲原则的，可利用下达课目前作简单讲解。下达课目后，依想定结构，宣布假设情况，使学员了解情况及侦察地形，以后诱导学员进行情况判断，及依判断定出决心。目的在培养学员的分析判断能力，使原则具体化，并与实际联系起来。遇学员判断决心错误者，应以情况诱导，启发其自觉地修正。

    情况判断包括任务、敌情、地形、时间，及其他直接影响作战的因素。决心应包括具体作战部署的具体问题，不是简单的打不打。

    第二、使学员依所定下的决心下达命令，目的在使学员练习命令的作为，并养成简明确切的习惯。教员最后应作一示范命令格式。

    第三、区分部队的一部或全部（依课目而定），挑选演习干部进行指挥实地演习，目的在培养学员实际指挥能力。待演习告一阶段时（如进攻时接敌一段，或进攻一段），再令其停止，检查该段演习成绩。教员应作讲评，引证原则批评动作，并以动作证明原则，更进一步引证战例，批评动作及证明原则，以达到原则能具体化，并能与实战经验联系起来；或者是演习完了统一的作讲评，这是依课目不同及课目的教育时间多少决定。

    第四、第一阶段讲解完成时，教员依想定提出第二段问题，如第一段的方式，不过要简略些。

    第五、在演习完毕时，教员作总的讲评，如第一段演习完毕时一样。

    分段讲作，可分实地作业（野外演习）与图上作业两种。我们以实地作业为主，只有营团战术作业或因天候影响而不便野外作业时，才采取图上作业。

    （2）实地演习，是以锻炼指挥的能力为主，一般应在分组上课后实施。

    ①以演习人员的组成上说，可分为干部演习及实兵指挥，干部演习是从学员中挑出干部，其余学员充战士；实兵指挥是调战斗部队进行演习，选学员派到战斗部队充任演习的下级干部。

    ②在演习的组织上说，可分为单方面的与双方面的对抗的。单方面的，即一面假设敌人，一面实兵进攻（或防御），这是我们最通用的演习方法。它的好处，假设敌方面，可以用各种记号表示出具体的敌人的战术特点来，使演习更接近于实际。

    双方面的对抗，严格讲来一方面应是敌人战术，一方面是我军之战术。我们今天对抗演习，均是以我军战术相对抗。对付敌人的战术特点，无从表示。即政治动员、战场喊话进行也较不便。这是对抗演习的缺点。另方面，他虽不能表现战术的特点，但双方情况生动实际，引起双方的敌情观念，紧张情绪，更可表现指挥者的优缺点来，以此在某一点课目结束，用来检查学习成绩，不失为方法之一。因其有缺点，过去曾取消过，但现在各校均采用着它，我们应保留之。

    ③以上几种演习方法是实际运用，亦是足够用的。其他沙盘作业，图上实地的军事游戏作业方法，虽也是战术教育好方法，应少采用，花样过多，会妨碍教育进行。
    （原载《建军》第2期）

    那时，韩振纪在大会上讲“军事技术本身无阶级性”，“ 吸收其他军队的军事技术”以及“不照抄苏军战术教材”，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有些人听了之后颇为吃惊震动，陈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此韩振纪平安无事。会上，薛暮桥还作了《抗大政治文化教育的报告》。

    关于这次教育工作会议的进程，《赖传珠将军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述（摘录）：

    8月10日，明日上午7时，抗大总分校开会，请他（注：陈毅代军长）去参加。韩振纪同志来此研究明日会议的问题；8月11日，很早起来，看军长（陈毅）是否回来告诉军长去开会，我先去抗大，不久军长也去了；8月17日，早饭后与孙湘到党校，我到抗大开会，会餐。午后回来；8月18日，早饭后仍到抗大去开会，中饭后回来，谈及抗大干部问题的解决办法及一些人的处理；8月20日，晨饭后到抗大听8分校及第4、第6旅教导队报告。听军长（陈毅）谈游击战争时代艰苦生活和严重环境；8月22日，写抗大教育会议的报告提纲；8月23日，星期日。午后研究抗大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格勒情况很严重；8月30日，开会研究关于在抗大会上的报告内容及如何组织问题。谢祥军到此谈工作问题；8月31日，上午军长（陈毅）原拟报告抗大教育方针，因到会的人太多，而且并无大的关系，改为报告整风问题；9月8日，再去抗大开会，我报告华中及华中部队特点、弱点与搞好教育工作的意见；

    《赖传珠将军日记》还提到一件事情（摘录）：

    9月9日，午后开会，由谭震林同志报告苏南情况，约2小时半。后随韩(振纪)、谢(祥军)、薛(暮桥)到军长(陈毅)处开会，讨论决定一些问题。批准韩振纪结婚。9月12日，下午到抗大吃韩副校长的喜酒，冒雨而回，遍身淋湿。9月16日，在抗大开会的干部拟明日回去。敌情稍紧张，敌正向东台、兴化、盐城增兵百人。

    韩振纪在老家时由家庭包办过婚姻，生有一女，后办理了离婚手续。《赖传珠将军日记》中提到的这一位，参加革命前是上海女工，韩振纪在华中“抗大”总分校工作时，由组织介绍结婚，之前不认识。这段婚姻维持时间3年，因个性不合及工作调动等原因，女方提出离婚，经组织批准离异，无子女。

    这次教育会议，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的历程中非常重要。会议以后，韩振纪贯彻陈毅提出的“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战”的教育与学习总方针和“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教育与作战联系”的三大原则，狠抓教学改革。“抗大”华中总分校及所属5所分校的教学工作又一次出现了新局面，为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级政权、地方组织培养了大批军政素质较高的干部。

    七、又一次精兵简政

    在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过程中，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同志复电陈毅：

    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摘自《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中央档案馆）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9月23日，早饭后韩(振纪)、薛(暮桥)、谢(祥军)来商决抗大的一些问题；9月26日，午前开各部门首长会议，传达与讨论精兵简政委会的意见，决定自10月1日起，至月底为一个月的动员时间；9月28日，孙(湘)、韩(振纪)在此吃中饭后回去；10月11日，15日上午抗大开会，要军长（陈毅）参加并作报告。讨论精简后人员处理问题；10月22日，寒风刺骨。找韩(振纪)来谈抗大诸问题；10月25日，韩(振纪)校长来谈一些问题后回去；10月28日，中饭后我到党校去，与(孙)湘未遇。韩(振纪)、谢（祥军）等来了。到军长那里谈问题。不久从彭康那里回来，韩仍在此未走。晚饭后到饶（漱石）政委室汇报。讨论抗大及文化队问题；10月31日，开精兵简政第三次会议，最后审定有关规定，至午饭散会。

    在几次开会讨论的过程中，韩振纪都谈到提高教员素质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还提出“抗大”可以吸纳、贮备一些人员。11月5日，韩振纪早饭后就到新四军军部开会，大家都在等着代政委饶漱石，等了好久他才来。在会上。韩振纪提出：“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几乎没有文化基础，‘抗大’本身又是速成性质，这样学习效果并不好，所以我建议，今后来‘抗大’学习的新学员，先由各师进行文化教育再送来。”饶漱石听别人发言时十分专注，把韩振纪的意见也记录了下来，说要研究一下。

    1942年11月初，日军在泰州、镇江、蚌埠等地增兵3万余人，准备在苏北盐城、阜宁地区，对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队进行第二次大“扫荡”。18日，韩振纪接到新四军司令部的紧急通知，通知中说：“经窃听敌人电报得知，大新集增援1000人，时家码头亦在增援，有于明晨进扰的可能，特务团已撤至洲门。”韩振纪立即奉命指挥“抗大”进驻河西担任警戒任务。当时军部周围的部队，特务团、54团，包括“抗大”和党校等都做好了随时作战的准备。

    11月21日，新四军军部发出“分散坚持反扫荡的命令”。韩振纪按军部的指示，与谢祥军进行了详细研究，安排一批总分校干部回原部队工作，并由谢祥军教育长、杜立保（红军干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3年病逝）副科长将名单向赖传珠参谋长汇报，经军部批准后实施。这样，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情况下，“抗大”华中总分校进行了一些缩减。

    11月24日，各方均传来消息，敌人频繁调兵，对我根据地的威胁日渐严重。韩振纪奉命与总分校诸位领导一起研究，拟订了将“抗大”和党校一起转移的行动方案，并向军部汇报。当天，赖传珠到“抗大”、党校，给全体人员作了动员讲话。在会上，赖传珠参谋长宣布：“抗大”、党校明日转移至东沟。这次的转移行动是由韩振纪统一指挥的。

    11月25日，南京日军2000余人，并有汽车、坦克，开往镇江一带，加强对苏北的“扫荡”。这时，韩振纪、彭康率“抗大”华中总分校和党校等单位组成的军部第1支队已经转移到东沟、孙家舍、小徐庄等处，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赖传珠夫人孙湘，原在军卫生部任协理员，此时在华中党校学习，随军直第1支队到了东沟。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2月2日，写信给韩(振纪)。晚又到军长那里汇报抗大、党校及3师等情况。

    12月初，敌人“扫荡”告一段落，但仍不断进行“清乡”演习，整编伪军，调兵换防，形势依然紧张。华中各战略区开始进行第四次精简。军部统一部署，大力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并以一部主力实行地方化，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战斗力都得到提高。

    12月3日，韩振纪、彭康奉命率领军部第1支队，转移至苏北阜宁县军部驻地停翅港村附近。孙湘亦随军直第1支队行动，在这些天，赖传珠写给孙湘的信件，也由韩振纪代转。不久，孙湘调至盐阜四区委工作。

    为保证机关安全，经中共中央批准，赖传珠组织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直属队3个支队，秘密从停翅港出发，离开苏北盐阜区，陆续向新四军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转移。韩振纪、彭康指挥第1支队，按军部指令行动。

    12月4日，韩振纪在军部参加各部门首长会议，听取军部有关党校、“抗大”华中总分校、上干队提前毕业及直属队继续紧缩等问题的指示。5日上午8时，军部召集直属队及总分校、上干队、党校全体人员会议，由政委饶漱石就党内团结问题作报告，韩振纪参加。6日，韩振纪和总分校几位领导到军部，与赖传珠、曾山在一起谈党校、“抗大”总分校干部分配意见。

    这时，大批敌人已经津浦铁路以南开往宿县。12月8日早饭后，韩振纪向军部首长汇报，决定“抗大”总分校、党校干部分配方案。12月10日，总分校政治部刘毓标副主任调苏南6师任52团政委。

    12月11日，韩振纪奉命指挥总分校开至洲门一带部署。12月17日，在战事日渐紧张时，“抗大”华中总分校研究班仍然举行了开学典礼，韩振纪主持，陈毅、饶漱石等领导出席，赖传珠因事未参加。

    毛泽东于1943年1月5日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复陈毅、饶漱石电（摘要）：   
    同意你们分散计划(略)。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此电并告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39页）

    在此期间，余立金从华中党校学习归来，仍任总分校政治部主任，薛暮桥仍任训练部部长。《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月5日，上午到501（陈毅）那里商量一些问题，决定继续精简。第3梯队未到，所以各首长会议未开成。韩（振纪）、余（立金）、宋（裕和）、戴（济民）都到了，略谈各方情况。韩、余等在此住。
    1月6日，上午开各级首长会议，动员精简问题，我对部队编组发表了意见。晚上得悉，敌已于3日进占立煌，21集团军向叶家集撤退，省政府向霍邱转移中。伪皇协军l万余人到苏中。
    1月8日，韩(振纪)、余(立金)、谢(祥军)、薛(暮桥)来谈转移驻地、经费等问题并吃中饭。洗澡。
    1月9日，早饭后，韩(振纪)、余(立金)、谢(祥军)、薛(暮桥)与宋(裕和)、崔(义田)、戴(济民)并孙参谋长(注：7师参谋长孙仲德)到此，讨论编组及7师的问题，分析含和（注：含山、和县）地区的情况，至吃中饭止。命令明日移至黄花塘。

    1943年l月10日前后，陈毅、饶漱石率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开始行动，经过长途行军，陆续全部移驻淮南根据地洪泽湖南岸盱眙县的黄花塘镇。从此，黄花塘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黄花塘，原名黄昏塘，经常干涸，后来，新四军修了水渠，这里有了水，才改称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期间，代号“黄河大队”。

    新四军第2师师部驻地原在黄花塘，军部来此之后，遂移驻来安县大刘郢(今邵集乡境内)，当地人也称这里为“大刘营”，师直各单位亦分驻附近村庄。安徽来安县与江苏盱眙县相邻，距南京不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韩振纪率“抗大”华中总分校随同军部一道转移，从阜宁转移到黄花塘附近的牛沛湾。1月中旬，新四军军分会研究“抗大”华中总分校等7个单位的精简撤销问题，并决定“抗大”华中总分校不去含山、和县，转到陈道口附近。16日上午，韩振纪、余立金、谢祥军、薛暮桥到军部与赖传珠参谋长谈问题。饶漱石和潘汉年先后去“抗大”华中总分校了解干部队的情况，并与军部其他领导具体讨论了“抗大”华中总分校分散问题。17日，赖传珠牵头，韩振纪等参加，拟定了“抗大”华中总分校干部分配方案，先报饶漱石，然后写信报告陈毅最后审定。

    这一次精简，军直司令部人员再由263名减至123人。军部首长以下的勤务员全部取消，由通信员兼任。对于这一点，韩振纪提出不同意见，他说：“精简勤务员可以，但通信员用于作战和工作联络，不适于生活勤务。勤务方面可否集中管理？”这个意见未被军部采纳。

    1月18日上午，新四军军部宣布“抗大”华中总分校结束。随后，韩振纪等协助军部来人解决善后事宜。19日上午，饶漱石到“抗大”华中总分校作有关结束的动员。21日上午，韩振纪等人在军部赖传珠参谋长处讨论“抗大”华中总分校干部及其他人员分配问题。25日，军部派人到“抗大”华中总分校处理枪支。饶漱石于当天上午再次到“抗大华中总分校”作动员报告。

    从1942年11月下旬开始，军部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以及从2师谈工作回来的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商决2师干部变动问题、2师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其他干部的配备问题，同时与2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原4师政治部主任调去不久）等交流意见，反复研究。1月24日，关于2师干部的配备方案已经拟定。

    从1月27日，韩振纪、余立金和薛暮桥留在军部住下，第二天，赖传珠到4科住处去看望他们。此后连续几天，他们都在“交谈今后意义和2师的情况。”以上内容摘自《赖传珠将军日记》。

    在与赖传珠的谈话中，韩振纪流露出出一句“最好不要让我再做参谋工作了！”赖传珠听了也没表示什么，其实他自己也曾有过类似想法。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月30日，要韩(振纪)与颜(注：颜伏，曾任军部通信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谈对今后工作的意见；1月31日，上午韩(振纪)、余(立金)、谢(祥军)来此谈话；2月6日，风大雪止。上午碰着韩振纪到胡立教处去吃中饭；2月7日，韩(振纪)、余(立金)、谢(祥军)来谈工作，晚上回去了。

    谢祥军先行一步，调任军部特务团团长。总分校结束后，韩振纪任新四军2师参谋长。余立金任2师政治部副主任。以后，先到6师的刘毓标也调到2师任6旅副政委。总分校还有一些同志分配到2师，如吴凡吾任2师直属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苏北组建新的抗大第5分校，黄克诚兼任校长，不久，钟伟代校长（后谢祥军），吴盛坤任政治委员（后沈铁兵），张兴发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后王信虎），于辉任政治处主任（后唐克）。

    薛暮桥与原“抗大”华中总分校、华中局党校和华东大学的五六十名教员、干部分别前往延安、山东。“抗大”华中总分校全部学生与其他大多数干部分配到华中各根据地政府、部队、教导大队及各分校工作。

    “抗大”5分校及“抗大”华中总分校，从建校到停办，在盐阜地区共办班3期。其中，“抗大”5分校办了两期，共毕业学员2519名。“抗大”华中总分校办了1期，毕业学员387名。(见《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987页1944年7月5日《赖传珠关于华中抗大总分校及教导队简况致中共中央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