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梅花战术”提意见

    从1942年l月20日开始，中共中央华中局在苏北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于3月5日闭幕，前后历时一个半月。豫鄂边5师、皖中7师因敌人封锁，没有代表出席。

    参加这次会议有：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曾山、赖传珠、邓子恢、黄克诚、罗炳辉、张爱萍、刘炎、刘顺元、张劲夫、金明、彭康、李一氓、江渭清、吴芝圃、管文蔚、曹荻秋、陈丕显、叶飞、宋裕和、韩振纪、钟期光、洪学智、刘培善、吴法宪、彭雄、田守尧、吴信泉、王必成、邓逸凡、宋乃德、罗华生、刘玉柱、刘子久、邓振询、刘彬、谭光廷、钱俊瑞、汤光恢、张凯、戴济民、胡立教、朱涤新、喻屏、李人俊、梁国斌、朱克靖、杨光池、陆璀、朱茂绪、温仰春、骆耕漠、戴伯韬等。（见《江苏党史资料》第4卷1986年版）

    会议期间，刘少奇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报告，陈毅作《关于军事建设问题》报告，黄克诚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曾山作《政权建设问题》报告，饶漱石作《关于党和群众工作》报告。

    大会总结了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的主要成绩及缺点、错误，新四军各师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大多数都在会议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并以此作为今后华中工作任务的基本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磨擦自卫斗争中的错误的决定》；大会通过了4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各种军政工作条例原则，并委托华中局作最后审查修改。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期间，一切工作照常进行。《赖传珠将军日记》有很多相关记述：

    1月22日，上午谈谈刘（少奇）去延（安）的准备。韩(振纪)校长及崔(义田)部长来此谈工作，后到招待所各处去玩。中饭后开会至晚。阿丕（陈丕显）、管文蔚已到。响水口增敌500余人，先到30余人。

    因敌情紧张，2月2日，韩振纪奉军部命令率5分校大部分人员，冒着大雪转移至洲门。

    2月7日，5分校举行第2期毕业典礼。刘少奇亲自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毕业学员证书题词：

    “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而战斗到底!”

    那天，陈毅由于工作过于繁忙，身体患病，韩振纪就劝他到会出席一下就行了，讲话尽量简短一些。陈毅一定要带病坚持，他在大会讲话中涉及方方面面，时间很长，最后给毕业学员提出了殷切希望。学员们情绪激动，一次又一次鼓掌，还不住地向主席台上递条子，要求陈毅解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此时，刮起了凉风，韩振纪发现陈毅的头上冒着少许汗珠，心里十分着急，在陈毅讲话结束之后，就走到前面，简短地作了总结，然后由俱乐部主任指挥大家唱歌子。

    当陈毅走到主席台下的时候，韩振纪赶紧把医生叫来，但陈毅连忙摆手说：“没啥子问题，不要兴师动众嘛！”这时，有人找来一副担架，韩振纪带头，几个人一起动手，把陈毅按躺在担架上，由谢祥军和医生陪着，抬回军部。韩振纪留在会场，继续主持毕业典礼，发毕业证。

    这时，军部与华中局已由停翅港移阜宁之单家港。第2期学员们分配结束后，5分校迁至阜宁靠近军部驻地的阴空寺村一带。

    2月12日，赖传珠参谋长到5分校，与韩振纪校长等人开会研究，决定把5分校6个队调给3师，以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干部力量。

    2月13日，华中局扩大会议接着召开，一直到午后4时半才散会。这时已是南方的春天了，但天气仍然十分寒冷。   

    18日上午，赖传珠参谋长和韩振纪校长谈“抗大”调人及组织问题。陈毅代军长在其住处听取赖传珠和韩振纪有关5分校的汇报并交谈教育工作，同时还要求韩振纪亲自草拟教育提纲。陈毅告诉韩振纪，日前有情报说新安、涟城等地的敌人调兵加强，有动作之势，要他们加强警戒。

    在2月3日的会上，2师罗炳辉师长作了长篇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关于“梅花战术”的，参加会议的一些将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2月3日，午后开会继续听罗（炳辉）报告，内容太无[逻辑]了，什么梅花战术，实际就是麻雀战术。
    2月10日，张元寿(注：时任新四军第2师5旅参谋长，1946年冬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谈及罗（炳辉）的梅花战术。
    2月23日，陈毅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其中有一大段讲了关于2师的“梅花战术”问题。他在扼要介绍了“梅花战术”的内容后说（摘要）：

    这种战法正是十年来我军常用的战法，此种研究战术的实际精神，是值得表扬的。同时他指出2师两年来战斗中的3种错误：(1)分散兵力或平均使用兵力。(2)逐次增兵的补疤战术。(3)打滑头战，想贪小利，自己不愿意担任艰苦的战斗任务。因此配合友邻差，协同动作差。他指出，在主观上过分强调梅花战术，把梅花战术变为战术的指导思想，是产生这三种毛病产生的原因。总之，他认为如果把梅花战术片面强调，或全盘否认均是不正确的。
    (摘自《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124页)

    陈毅的讲话对“梅花战术”作了全面、客观的评价。在此之后，性情率直、对事极其认真的韩振纪在发言中，仍然就“梅花战术”本身谈了看法。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3月3日，今日开会，韩(振纪)对梅花战术等问题提出意见。

    韩振纪读过不少古兵书，在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体会到中国古代和外国的军事理论中有许多内容值得借鉴、学习，但这些远远不够，任何战争打起来都不可能有固定套路。他在5分校讲课时就强调古为今用，强调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活的东西，是作战的指导原则。韩振纪发言说：
    同意陈军长的报告。

    梅花战术是一种战法，倘若推广至全军，乃至在所有战场上应用实施，其本身及在适用方面还是有应该予以注意的问题。

    与日军打游击战应以机动灵活为原则，下边的作战部队执行起来不必过分拘泥阵法、程式，且需应势而变，否则反为己所累。

    这几年大的战争多了，敌人一出动同时几个方向、上万兵力，水网地带的反“扫荡”怎么打？堡垒式推进怎么打？对付敌人大队骑兵进攻，汽船、炮兵及飞机轰炸掩护突袭，还有顽军夹击、进扰、围困，这些仗的战法要分别具体研究。

    歼灭敌人，集中兵力击其弱点，从红军到抗战，都是我军的战术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于不同情况下需要不同的作战方法。

    长征中“四渡赤水”就是大规模运动战，牵着白军鼻子到处跑，最后摆脱包围，择一点而攻破，以少胜多；华中有华中的特点，有更多的现实经验﹐从整个战略上来讲，一种、两种战法是不够的，无论采取何种作战方法，打起来都要争取主动，新四军主力部队之间有一致性，要互相配合，主动性要比地方武装更强一些。在当前状况下，什么叫游击战﹖什么叫正规战？两者结合，灵活运用﹐这种战法是形势需要，避免不了。
    （摘自1942年3月3日《韩振纪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

    刘少奇在3月4日的总结报告中也讲到“梅花战术”。当年党内民主气氛较浓，同志之间提意见、谈观点，表达方式很直接，甚至骂骂娘，抡胳膊也不稀罕。韩振纪谈观点时比较尖锐，从理论到实践，分析利弊，讲道理而不凭空给人家戴大帽子，有较强的说服力。罗炳辉是一位气度宽宏的大将，以后韩振纪到2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两年多时间，大家配合还不错。

    会后，刘少奇宣布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回延安，并决定在他走后，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抗大”5分校领导班子对自身的要求是很高的，关于“抗大”5分校第1、第2两期工作的总结，1942年6月8日《陈毅、韩振纪、赖传珠、薛暮桥关于抗大第5分校概况致中共中央等电》摘要：

    （一）、在教育成绩方面：

    1.能在战斗环境中利用时间完成教育计划。
    2.争取了大批知识青年，相当改造其思想意识。
    3.各种教育制度一般都建立起来。
    4.各种军事生活制度相当建立。

    （二）、在教育缺点方面：

    1.教材未能及时供给。
    2.教、学两方面均有教条主义之存在。
    3.军事教育严格一致不够。
    4.因教育时间短，对少而精原则掌握不够。
    5.工作作风培养很差。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972页）

    四、协助陈毅主持华中“抗大”总分校日常工作

    当时，华中新四军7个师分别在7个地区坚持斗争，还建立了军区，力量不断扩大，更加需要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领导水平。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1942年3月14日，谢祥军到军部谈了一些有关“抗大”5分校的问题。听了谢祥军的汇报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通知韩振纪第二天到军部继续商讨。15日，韩振纪等都到军部吃中饭，并谈党校干部分配及“抗大”5分校的组织、干部调来的数目、人员配备、印书等问题。16日，刘品玉调来“抗大”5分校任工兵主任教员。刘品玉，吉水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在军部教导总队任工兵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物资局局长。17日，军部即发出了将“抗大”5分校上干队、特科队调归军部指挥的命令，同时从别的部队调一部分兵力过来，保卫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准备转移。

    3月20，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迁回停翅港。第二天下午，华中局通知韩振纪参加会议，专门讨论党校、“抗大”各分校的工作。会议作出决定，在组织机构上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各师“抗大”各分校工作的领导。3月22日，陈毅、饶漱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并朱（德）、彭（德怀）、“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等：

    为统一华中各分校领导指挥，拟定华中设立抗大总分校，以陈毅兼任总分校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职。是否有当？请即电示。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967页)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3月22日，答复崔(义田)、韩(振纪)信。谢(祥军)来此谈学生待遇、教育方针、计划的确定，及搬到党校一起去的问题；3月25日，韩（振纪）校长来此不久，张道仁（注：后名张健，红军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党委书记）亦到此吃中饭，后去党校。下午开军分会，讨论抗大工作，决定成立审计委及教育委会。

    3月28日，军部从安全方面考虑，决定将“抗大”搬到特务团住处，这两个单位驻地一处，加强对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的保卫力量。31日，陈毅军长给“抗大”上课。4月3日，赖传珠参谋长吃过早饭后就去“抗大”，后又去党校检查工作。

    有关韩振纪那一段在“抗大”5分校工作，《赖传珠将军日记》中还记述了很多内容（摘录）：

    4月6日，韩(振纪)校长今日到此玩并吃中饭；4月8日，晴。至吃中饭时，韩（振纪）、谢（祥军）来此略谈15号交卷问题。敌昨日进攻六套、七套后退回。敌臧卓今日到陈家洋巡视陈光寒部。下午，看刘（毓标）主任并谈谈问题；4月10日，晴，风很大。要6师送一具掷弹筒给军直属队及抗大作教育用；4月17日，晴。上午，因军长到抗大报告战略问题，所以教育委会改在下午2时召开。韩(振纪)、谢(祥军)、杜(屏)等已来了，在此吃中饭，等开会；4月22日，上午军长（陈毅）去抗大开会；4月27日，上午开各部首长会议，解决一些行政问题。拟派人协同5科到抗大去解决操典制式动作问题；4月28日，晴。上午到抗大讨论干部教材及人员调动登记、统计等；5月4日，上午饶（漱石）主任报告审查干部问题，我与韩(振纪)解决抗大问题。午后我向大会报告军直工作之重要及今后任务；5月8日，决定6月l日抗大开学，发布抗大干部任职命令；5月10日，抗大存米2万斤未报供给部，这是本位主义，是不对的。审阅了抗大军事教育计划。

    5月11日，早饭后，韩振纪到军部参加各部首长会议，晚上和赖传珠参谋长一起回“抗大”开会，审查干部。

    韩振纪到军部汇报工作，常常会拉上谢祥军、余立金或薛暮桥，一方面上下级之间关系融洽，配合默契，另一方面与军部首长研究问题更加方便些，也节省时间，免得多次跑往返。后来，晚年的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充满同志友爱气氛中工作，感到非常愉快，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5月22日，军部获悉情报，敌人大批南调，形势紧张。上午，韩振纪参加了军部召开的各部首长会议，传达与讨论反“扫荡”问题。会后决定：

    将军直属队编组为3个支队，以韩振纪、宋裕和任支队长；彭康、张凯任政委，命令公布之。
    (《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彭康是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华中党校副校长，韩振纪和他指挥的支队应是华中局和军部直属的“抗大”、党校，以及其他单位。宋裕和与新四军直属政治部主任张凯指挥的支队应为军直供给部、卫生部等单位。另有一个支队应为赖传珠亲自指挥的军部作战及直政部门，包括保卫部（军法处）。这样的临时编制，有利于军直机关直属部队在反“扫荡”中疏散行动。

    5月25日，日敌10万多人，由北经津浦南运。军部尚无大的行动。下午，军部正在召开“抗大”教育会议的时候，有敌人飞机两次低飞轰鸣而过。

    在此前后，由韩振纪领导、谢祥军具体组织人员起草的《抗大总分校的教育计划》拟稿毕，报到军部。陈毅代军长和赖传珠参谋长仔细审阅，给予基本肯定，并提了一些意见，韩振纪、谢祥军进行研究，准备再修改、补充。

    5月31日，韩振纪带上薛暮桥一起到军部汇报工作，和陈毅代军长、赖传珠参谋长一起吃中饭。陈毅兴趣颇浓地与几位同志合影留念，还亲自手执相机照了好几张。午饭后，他们开始谈“抗大”工作问题，听了韩振纪的汇报，陈毅决定明日参加开学典礼。上述内容，《赖传珠将军日记》和《陈毅年谱》中有记载。　

    6月1日早饭后，赖传珠参谋长赴“抗大”驻地陈集镇阴空寺村，参加第1期学员开学典礼，宣布正式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的决定，并大会上讲了话。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正式发布关于“抗大”工作的决定：

    一、遵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中总分校。其任务：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总分校并接受抗大总校的领导，并成为总分校的组成部分。华中各抗大分校接受总分校领导，成为总校组成部分。各旅、团教导队按各分校的领导，成为各分校组成部分。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建立完整的统一的军教制度，建立工作的报告和检查制度。

    二、成立总分校校委，决定以陈（陈毅）、赖（传珠）、韩振纪、谢祥军、薛暮桥为校委委员，陈为书记，韩为副书记，主持总分校及华中军事学校教育工作。

    三、总分校以陈毅为校长，韩任副校长，谢任教育长，薛为代理政治﹝部﹞主任，业经中央批准即就职视事。总分校即于6月1日开学，定为第1期。

    四、2师抗大为第8分校，4师为4分校，3师为5分校（注：从原5分校抽调的部分干部另外组建），第1、第6师为9分校，5师为10分校，7师成立师教导队，暂不成立分校。各分校即直接与总分校发生工作关系，各分校与各师级的领导关系不变。

    五、责成军部在本年8月1日我军建军纪念日召集华中各抗大工作会议，其任务二：1.总结三年来抗大工作。2.确定新的抗大教育方针及新的教育制度。会议之实际准备由总分校负责，即发出报告纲要。各分校应开始关于八一会议的准备工作。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969页)

    《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中填写：
    华中总分校副校长兼学委书记。

    总分校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去华中局党校学习，在此期间，暂由训练部部长薛暮桥代主任。

    1942年6月6日，陈毅、韩振纪、谢祥军、薛暮桥关于“抗大”华中总分校开学致电军委、总校并各分校电：
华中总分校于5月［6］1日在阴空寺(阜宁门南十八里)举行了开学典礼，现有学员计5队，共296名，第1队指挥科，教育时间一年，培训营、团级指挥员为目的，学员现有76人，营级军事干部占多数，有部分团级干部及部分优秀资深连级干部。第2队政治科，教育时间为一年，以培养营、团级政治干部为目的，现有学员35名(预定60名，尚未到齐)。营级占多数，及部分团、连级干部。第3队为基干科，教育时间为八个月，是军政混合队，是专为军直属队连、排军政干部而设，以培养成连级军政干部为主要目的，现有学员64名，连、排级军政干部、共同管理［干部］均有。第4队参谋科，教育时间为八个月，以培养团级司令部参谋为目的，现有学员56名，多现任参谋及文化水准较高的连、排干部。第5队工兵科，教育时间为八个月，以培养工兵技术干部为主要目的。现有学员65名，多班、排级干部及小部分战士。
    陈、韩、谢、薛
    6月6日
    (《新四军文献》第3卷第970页)

    据《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华中“抗大”总分校第1队队长何东江﹝家﹞，政治指导员尚民；第2队队长罗有荣，政治指导员吴凡吾；第3队队长宋传海，政治指导员孟文选；第4队队长王韬，政治指导员宋养朴；第5队队长刘品玉，政治指导员于熬。

    6月10日，总分校开大会，赖传珠参加，韩振纪在会上做关于今后一段工作的报告。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

    6月12日至13日，“刘毓标副主任来此亦谈话很久。均有些感觉矣。”谢祥军教育长返回“抗大”。6月14日上午，“韩振纪、谢祥军、薛暮桥来此谈些问题。我认为，对于他们所提出关于学习与工作整顿，虽有不对，但有些太无自我批评精神。”到了午后，韩振纪等仍然在和军部领导同志一起研究“抗大”工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6月18日，这一天是端午节。新四军军分会就“抗大”整顿“三风”的问题开会。当天，“抗大”华中总分校接到通知，要求用三个月(部队五个月)时间进行整风，根据军分会安排的各项任务，韩振纪等一起仔细研究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很快就布置下去。6月21日，韩振纪副校长到赖传珠处谈整顿“三风”问题，未吃午饭即返回。

    6月23日，韩振纪到新四军军部，和陈毅、赖传珠等一起讨论“抗大”华中总分校召开全校大会的准备工作，研究分配写材料的任务。在这一天，军部研究拟“调肖望东到2师任政治部主任（2师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于1940年9月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留在延安工作），以吴芝圃接任4师政治部主任。”2师领导班子开始调整。

    6月29日上午，韩振纪参加新四军军部各部门首长会议，主要是审查4月份账目并予公布。下午，韩振纪到赖传珠处谈“抗大”工作。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纪念日，军部放假1天，下午开纪念会。会后，韩振纪、谢祥军及薛暮桥与赖传珠谈“2万斤粮食的报告等事。”上文提到“抗大存米2万斤未报供给部”，军部批评为“本位主义”，大概就是指这件事。韩、薛、谢为此打了报告，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解释。7月2日上午，“抗大”华中总分校开学委会，讨论中央军委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在组织计划上稍有改变。以上内容据《赖传珠将军日记》。

    7月初，“抗大”华中总分校有个连级干部学员在校内偷人家东西，据说这个学员偷的只是些日常生活用品，有些知识分子学员议论纷纷，这件事传到地方上影响很坏。这个学员也是从战场上走过来的，享受部队供给制，可他为什么犯这个错误？让韩振纪感到困惑，就把这个学员找来问，可他就不肯说出偷人家东西的原因。对此，韩振纪气愤地批评他：“就这出息，怎么带兵打仗？”至于如何处理这个学员，学校设想了几种方案，都报给军直政治部，他们回复的意见是严肃军纪，于是韩振纪、谢祥军报陈毅同意，决定先把这人“扣起来，然后开除学籍。”

    在此之后，韩振纪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对学员进行责任教育，使大家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由各部队、地方选送或择优录取来的优秀干部和青年，希望大家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提高思想觉悟，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水平，毕业后发挥作用，胜利地打败日本侵略者。

    7月17日上午，“抗大”华中总分校又一次开学委会，由韩振纪主持讨论总分校整风中一些问题，赖传珠参加。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多变，新四军各单位的整风时间都是不集中的，这天的学委会就是研究措施的落实问题。会后，韩振纪又到赖传珠处征求工作意见，之后留下吃饭。　　

    7月20日，韩振纪到军部参加各部首长会议，听赖传珠传达军部陈毅等首长的指示，并讨论如何执行。

    五、以“严”著称

    在陈毅亲自领导下，由韩振纪组织，依照“抗大”总校教学大纲的原则，并结合新四军斗争实际，拟订了《抗大华中总分校教学大纲》。下边各分校采用的教材，则依据总校和华中总分校的教学大纲，结合各师实际情况修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论述，都是各校重要的教学内容。

    韩振纪贯彻陈毅指示，在组织教学方面，以“严”字著称。有一次，他到学员队检查。值班员报告：“请校长提意见！”他严肃地说：“你讲得不对，我的讲话不是意见，我是你们的校长，我到这里不是参观，我的讲话就是命令，就是指示，必须执行！”韩振纪每次听教员授课，总是仪表威严、正襟危坐，他以身作则，以良好军人素质影响广大学员，对此，当年的学员们记忆深刻。

    韩振纪在一次全体大会上宣布，在校内，学员见了教员，下级见了上级要行军礼，若手里拿着东西不方便也要行注目礼。在节假日，同样要用军人言行标准要求自己，如果发现哪个人在大街上敞着上衣，或者喝酒失态，就关禁闭，行为严重的要予以军纪处置。韩振纪讲：“古人云：智、信、仁、勇、严、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去其糟粕，就是要求学员在‘抗大’脱胎换骨，成为有共产主义理念的带兵之将，所以不严是不行的。”

    韩振纪对所属各分校的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政治教学重于军事教学，有空洞讲理论现象，忽视对中国革命的政治情况和党的政策教育；军事教学中有贪大求全倾向，有的分校搞了七八十种课目还限令四个月完成；在教学内容里正规战术多于游击战术，理论讲授多于实践总结，制式教练多于实战动作，课堂讲授多于野外演习等。韩振纪把调查情况向陈毅及学委会作了详细汇报。陈毅就加强华中各“抗大”分校教育的全面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

    5个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韩振纪总结5分校以往的经验，在军事队重点加强游击战、麻雀战、夜战等理论的教育，提高指挥能力。韩振纪要求，总分校的军事教学一定要结合实际，搞战斗演习和操练一律在野外进行，在教学中结合实战例，深入浅出，不许空泛讲理论。他强调：作为基层指挥员，不仅要懂调动部队、分析敌情、获取情报等方面的知识，有班排连攻防的组织能力，同时还要注重单兵作战训练，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指挥员不但要会喊“一、二、一”，而且要会走，而且必须走得硬，军人要有军人气势，训练时摸爬滚打，一身汗，一身泥。

    韩振纪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还特别作出安排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各队党员开生活会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韩振纪最讨厌有人背地里搞小动作，他的一句口头禅是“有话当面讲”，每次由他主持的生活会，大家的讨论都很热烈，心情也都很舒畅。

    当时，有不少部队来的学员文化水平低，其中不少人不识字。韩振纪很关心这些学员，责成专门的教员对这些同志进行基础文化教育，还抽时间亲自为他们批改作业。

    那时，军部首长给予“抗大”诸多特殊关照，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还“决定党校及抗大学员每人发肉1斤，以资优待”。赶上过节，军部还曾指示：准许“抗大”学生每人1元会餐费。部队指战员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伙食费，而学员伙食费每人每天8分钱。尽管如此，在粮食供应紧张时，校教职员往往每天也只能吃两顿饭，主食仅为苞米糊。为改善生活，韩振纪特地让校务部门想方设法，每周吃上一次肉，大家比较满意。

    总分校规定，在校工作人员和学员一律每天早上5点半钟起床，晚上9点休息。冬天，大家几乎没有用热水洗过脸，经常于清晨砸冰取水洗漱。学校规定每逢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会操，大型的全校会操不定时举行，韩振纪都要亲自指挥，陈毅等首长也常参加。

    “抗大”华中总分校仍然有个女生队。这时，张西蕾调校训练部工作，她的爱人冯伯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也在总分校学习。由于学校规定起床、穿衣服、打绑带，时间仅限5分钟。不少新来的女学员不习惯，衣服穿得不够整齐，绑带打得松垮垮。学校对于吃饭时间也有规定，早饭15分钟，午饭10分钟，女学员里面有的人动作慢，吃不了两口就得放下，跟不上集体行动。为严格要求这些女学员，韩振纪指定有过锻炼的老同志帮助他们，使其逐步熟悉部队生活。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经常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随时整装待命，女生队也一样。

    有一次日军“扫荡”，当日军快要到门口时，站岗的女学员才发现敌人来了，幸亏打了一枪，韩振纪立即命令谢祥军带警卫部队出动掩护，把敌人引向一片“青纱帐”，才使这些女生脱离危险。事件发生后，谢祥军教育长狠狠地批评了女生队的值班分队长，还到女生队和大家一起总结经验教训。

    此后，韩振纪专门召集队长们开会，并亲自到各队查岗，在现场讲“放哨”的重要作用。他说，哨兵不是摆样子的，哨兵就是部队最前沿的岗位，直接关系部队指挥机关和战士们的存亡。他还教队长们如何安排岗哨，他说，一般应放置双岗，两个哨兵不能总凑在一块儿，要一明一暗，随时配合，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以防被敌人“摸”掉。

    “抗大”华中总分校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从5分校的时候，各大队、中队就都有俱乐部，在学习和战斗间隙组织出墙报，搞文娱晚会，体育、棋类比赛，展览，讨论会等活动。学校还有一个文工团，演歌剧、话剧节目，活跃生活很热闹。韩振纪自己极少参加，但他对学校的文娱活动还是十分支持的。

    “抗大”华中总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打起仗来到处走，有时临时号来大屋，上百人挤在一起。敌人经常来“扫荡”，敌机轰炸以后，韩振纪抓紧时间带部队背着板凳就地上课，大地为纸，树枝为笔，学员们学习都很刻苦，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

    “抗大”华中总分校的教员分住在老乡的家中，因陋就简，弄块木板铺上稻草，再铺一条军用床单，盖上一床薄被，就觉得相当不错了。韩振纪常去看望大家，他讲：“学校也是战斗单位，战争就是这样，看似稳定稍安，但形势随时可变，打起仗来就得走，每人都要有这种备战意识。”

    六、主持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

    赖传珠参谋长亲自编写了“抗大”华中总分校教育提纲。在搞好总分校本身办学的同时，韩振纪还依据职责，协助陈毅加强对各分校、随营学校以及教导队的领导，进行教学业务指导。

    1942年8月1日，在陈毅亲自领导下，由韩振纪副校长主持，在苏北阜东(今滨海)县东坎召开了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会议主题是研究总分校和各分校的教学方针、教育内容、总结过去工作，汇报组织和训练情况，交流各分校的教学经验。各分校都派负责同志参加﹐例如4分校由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刘清明（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参测绘局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带队，青年队长陈秉德（原延安“抗大”总校区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二炮兵副参谋长）、4师政治部教育科科长程坤源（新中国成立后任总后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4师司令部教育参谋蒋基于等同志参加。

    在汇报发言及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偏重于强调讲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韩振纪为代表的多数同志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必不可少，但“抗大”教育的内容必须考虑到敌后的战争环境和学员的实际情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

    陈毅在这次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并作《对抗大工作的建议》的报告。他说：

    华中抗大各分校在党中央关于学校教育的决定公布之后，一年来在工作上引起了某些转变。如总分校及5分校注重策略教育，注重文化教育，学校军、政、教工作关系的良好，学校编制及干部的配备进行了必要的缩减，教材的修订和审查引起了注意。5分校吸收了大批当地青年入学等。

    他还联系个别领导同志的思想及表现，以及在工作上配合不够的情况时，十分明确地说：

    学校整个领导在党内属于校委会，全队的统率属正副校长，教育长与政治部主任是在校首长领导下进行其专门部门的工作，整个教育计划由校委决定，校首长根据校委决定付诸实施。训练部、政治部则根据整个教育计划，定出军政教育的实施计划和政治保证计划。训练部门不负教授学习方面的指导，政治部门不负政治保证方面的指导，必致使整个教育计划流产。事情和职权本已清楚划分，则所争何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抗大随时准备于战时能改变自己成为独立支队，能进行独立坚持。平时的训练处，战时即为参谋处。平时政治部，战时即进行战时政治工作。平时校首长，战时即变为坚持一个独立地区的游击首领。

    陈毅在讲话中，肯定了多数同志的意见，着重阐述如何正确理解“抗大”的教学方针，批评了教学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说：

    我们教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培养一批军队工作干部才办“抗大”。

    陈毅在会上表扬了皖东2师的8分校注重军事演习，开办文化预科，注重体格锻炼，注重学校生活的严格化，养成严格的军人生活。

    8分校校址曾经在天长县张公铺、龙岗、葛家巷。张云逸、罗炳辉兼任正副校长，教育长冯文华（冯玉祥的侄子，原新四军第5支队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体委航海司司长等职），政治处主任刘仁和，后改为政治部，主任高志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副主任何泽洲（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市长）。训练处处长黄一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为杨采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地质部办公厅副主任），副处长王淑明（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在8分校担任科长、队长、指导员的同志都是团级红军干部，如余明（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军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陈祥（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吕清（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国家农垦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以及刘健飞、余龙贵、黄格、杨元三等。

    陈毅在会上还表扬了苏中1师的9分校在不断反“扫荡”中获得一面作战一面进行教育的宝贵经验，编制实行了相当的精简政策。以上内容摘自《陈毅军事文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等。9分校，粟裕师长兼校长、政委，后由刘季平（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任政委，教育长张日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后由杜屏（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接任，副教育长姜茂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副主任刘亚奇，后由张崇文（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姚耐任正副主任。

    韩振纪在华中抗日军政大学教育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抗大军事教育上的意见》
    （1942年8月）
    韩振纪
    根据抗大教育会议各分校各教导队的报告，可以看出，自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干部学习和整顿三风的号召以来，各分校各教导队的教育工作，都在不断地改进中。这表现在注意了什么做什么学习什么，少而精的原则；注意了整理过去的经验及吸收新的经验来充实教材；正在改进着教授方法，注意了与实际的联系。但还存在着不少的严重缺点：某些教育计划不恰当，不适于教育目的及对象；教材缺少，有些不适合于现实；教授方法呆板，填塞灌注，不善于灵活地诱导学员独立研究、自由思考；想定情况结构一般化，不适于实战景况等。由于上述缺点的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各校虽有程度上的不同，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为了克服以上缺点，改进军事教育，提供以下意见，作为参考。

    (一)教育计划编制上的意见

    一、我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作战与教育的联系，所学与所用的联系，做什么学什么。教育计划是根据教育的总方针而制定的，须将教育方针贯彻于全教育计划内，以此制定教育计划。不是有什么书讲什么课，也不是自己知道什么讲什么，更不是有什么现成教育计划抄袭借用，而是经过详细的考研，根据具体战斗环境的需要，军队建设的需要，战略方针的需要，及具体教育对象及科别的需要来确定计划的内容。为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不但着重理论学习，技术作业，还应着重工作经验的总结，战斗经验的总结，从总结中得出新的经验，新的方法，及新的论点，充实我们的理论，和代替某些旧的方法，旧的论点，以推进我们的理论，发展我们的理论。

    二、教育计划要有重心，少而精。中央指示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50％，不须补习文化的学校，专门课应占80％。抗大各军事队的军事课，应照此原则规定。政治队军事课非其专门课，但抗大的政治队是培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干部，他对军事的学习也是必要的，因此军事课应占30％。不须补习文化的队，其军事课应占40％。在军事课目内，又以战术课为中心，一般说来可占全军事课时间百分之70％至80％（工炮参等科队除外）。战术课目，则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中心，而在战斗全过程中则以勇猛果敢的近战（即冲锋阶段）为中心。以培养团营干部为目的的队，则以团营战术为中心，以培养班排级干部为目的的队，则应以班排战斗动作为中心。

    这里所谓有中心，是说全锁链中心的一环，抓住了这一环就能掌握了全锁链。而不是将中心问题与其他问题割断孤立起来。所谓中心只有与其他不中心问题联系才成其为中心，不然只是几个孤立的问题。如进攻战以勇猛果敢的冲锋为中心，而接敌、进攻均须研究，不然接敌不隐蔽，进攻受了大的杀伤，最后冲锋的目的也是达不到的。为了抓紧中心问题，而抛去些不必要的课目，或减少些不必要内容的比重，这都是必要的。但为了抓中心而孤立地讲几个问题这就不对。同样为了联系其他课目，将拉杂问题都拉入教育计划内，分散了中心注意力，也是不对的。

    （二）对教材整编上的意见

    一、我们的战术教材，以苏联的战斗条令及野外条令为根据，这是由于苏联的战争的性质及军队组织的原则与我们一致而决定的。作战方法由生产方法来决定，战术由军事技术水平来决定。苏联战术是建立在苏联的生产水平及军事技术水平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的技术水平望尘莫及，因此我们虽以苏联的战斗条令及野外条令为战术教材的基础，却不能照抄一切，应当有我们战术的具体性。如进攻正面防御地域，侦察警戒地区，射击有效距离等军用数字都要减少。在进攻战应强调隐蔽迅速地接敌，勇敢猛烈地冲锋。在防御战应强调突然的火力袭击，勇敢反冲锋。在火器的使用方面，进攻战是火力的直接援助，而不是火力竞赛，以火力压倒敌人。在防御战中是突然的火力袭击，而不是逐渐发扬优越的火力。（以上黑体为编者所加）

    二、属于技术方面的筑城学、交通学、兵器学、地形学等，可参考友军出版的该项书籍。但亦须顾虑到我们的物质条件，及学员技术水平程度。同时这些课目虽属于技术方面的，但也须适合于战术原则。我们现在存在不适合的矛盾，须以战术原则的需要改变其不适合的部分，如土木作业的阵地编成，兵器学各种火器在战术上的使用等。

    三、整理战斗经验，充实我们的教材，特别是抗战的经验更是宝贵的。可惜这些生动实际的教材，尚未为我所用来进行教育。如大兵团的伏击战，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经验，对地下工事的进攻，民兵及游击小组的特种战斗，旧兵器的新用法，水网湖沼地带的特种战斗。以及运动战游击战夜间战，攻据点的新经验。这些都是我们血的经验，在我们教材内尚没有。虽已引起大家的注意，收集整理，尚未认真作起来。真正的使战术理论切合实际，不使其成为过时的古董，和超实际的空喊，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整理总结战斗经验，利用它进行教育。

    四、吸收其他军队的军事技术。如日寇的军事行动秘密，袭击时善于伪装，善于利用地形，射击精准等；还有友军土木作业的技术（碉堡地堡地下工事等），及其战术的某些具体的优点都值得我们学习。在我们同志间有两种偏向，一种是不加以分析地学习人家，另一种是有成见地拒绝学习人家的东西。须知绝对技术性的东西，在其服务立场及与阶级社会经济影响上说是有阶级性的，单从技术的本质上来说，他是有其客观真理存在的，是无阶级性的。我们应打破以上偏见，凡适合我军物质条件战斗环境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应无成见地批判地采纳。（以上黑体为编者所加）

    五、清除教材内不适当的部分。我们的教材有些内容是不合理的，如进攻，我在进攻出发地下进攻命令时，决定冲锋出发地位置，一般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只有在进攻过程中，随着接近敌阵地逐渐了解地形，才能决定。虽有特殊地形可能在进攻命令内决定冲锋地，但不能作为一般的原则。有些战术材料，并非我军战术原则。如我们的防御，是面的防御地域的划分，而他是线的前后区分。有些不合实际的部分，如想定情况的假设一般化，尚有未能适合实际战斗环境的景况。

    六、编写的体裁。教材编写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容丰富，较深的参考书，供教育干部及军事、文化水平较高的学生研究。另一种应是讲授提纲，应简明扼要，有原则，有图解，有中外战例引证，使看者一目了然，并能联系到实际战例。这是供讲堂听讲时用的，免得学员边听边记笔记，双方顾此失彼。同时还可供文化程度较低者进行研究。这样简明有实例图解的教材，虽一下不能完成，我们应向这方面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