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
任何危机，以至事物发展中的任何转折，都必然会使旧形式同新内容不相符合。(p.131)

    在危机时代，即使是它的真心诚意的参加者也经常有言行不一致的现象。而任何危机，包括最严重、最困难、最痛苦的危机，其伟大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它们能够极迅速、极有力、极分明地揭露和扫除那些腐朽的（即使是真心诚意的）言词和腐朽的（即使是基于最良好的愿望的）机构。(p.131)

    只有革命真的使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政权，真的使这个政党能把革命高涨和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都用来立即直接实现同德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联盟，俄国无产阶级才会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才会认为“战争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７号《几个要点》第１１点）。(p.138)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
    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特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特别没有个性而且脱离直接生产，特别容易集中而且已经特别高度地集中，因此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p.142)

    总之，可以满口答应要在另一个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不在今天，不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在当前这个时代！赊帐的马克思主义，许愿的马克思主义，明天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缓和矛盾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理论—— 而且不仅仅是理论。(p.144)

    毫无疑问，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包罗一切企业和一切国家的、唯一的世界托拉斯的方向进行。但是，这种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这样的速度，这样的矛盾、冲突和动荡——决不只是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民族的等等——之下进行的，就是说在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即各国金融资本实行“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合以前，帝国主义就必然会崩溃，资本主义一定会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p.145)

    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错误，就是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个别的事实和数字同政治经济关系的总联系割裂开来。(p.149-150)

    美国资产阶级在“解放”黑人之后，就竭力在“自由的”、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恢复一切可能恢复的东西，做一切可能做到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来最无耻最卑鄙地压迫黑人。(P.156)

    闭塞不通，粗野落后，死气沉沉，一座为“解放了的”黑人设置的监狱——这就是美国南部的写照。(P.158)

    “劳动”这个词非但没有任何政治经济意义，而且间接地会使人产生误解。这个词所以说毫无意义，是因为在任何社会经济结构下，无论在奴隶制度下，或是农奴制度下，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总是要“劳动”的。“劳动”是空话，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它掩盖了仅仅对资产阶级有利的东西，即混淆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劳动”这个词会使人产生误解，对公众是个欺骗，因为它暗示不存在雇佣劳动。(P.163)

    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自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无可置辩的、最直接的标志。这个标志告诉我们，在号称美国“粮仓”的地区，也就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声名远扬的所谓“小麦工厂”地区，其资本主义性质要比工业的和农业集约化的地区弱，农业集约化地区的农业技术进步不表现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表现于在耕地面积缩小的情况下对土地投资的增多。（p.179）

    农业集约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农场土地平均面积的减少并不是偶然的、局部的、意外的现象，而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普遍现象。(p.181)

    美国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把大地产同大资本主义农业混为一谈是多么轻率，因为大地产往往是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残余，即奴隶制、封建制或宗法制关系的残余。(P.183)

    可以大胆地保证，在采用合理的研究方法上的任何一个进步，都将进一步证实这样一个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在工业中，就是在农业中也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p.200)

    资产阶级力图抹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性，而当问题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大家知道，即使最明显的真理也会遭到反驳。(p.203)

    按土地面积来比较各类农场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认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的结论，是绝对不正确的。正相反，唯一正确的结论是按产品价值来比较各类农场所得出的结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p.204)

    在农业集约化过程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场土地面积减少往往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意味着雇佣劳动的使用的增加，而不是减少。(p.210-211)

    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方式是，土地面积较“小”但是生产率、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化水平较高的农场，排挤土地面积较“大”但是生产率、集约化程度和资本主义化水平较低的农场。(p.212)

    农业集约化发展得愈广泛，愈迅速，按土地面积分类的办法就愈能掩饰农业中小生产即既少土地又缺资本的小农受压迫的状况，愈能模糊日益发展的大生产和遭到破产的小生产之间真正尖锐的阶级矛盾，愈能缩小资本集中于大生产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事实。(p.217）

    资本不仅没有消除群众所受到的压迫、剥削、贫困，反而以新的形式制造了这些灾难，并且在“现代的”基础上复活了旧的灾难。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化。主要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形成的资本，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农业。(p.230-231)

    在这里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了小农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地位的差别。当然，两者都“劳动”；当然，两者都受到资本的剥削，尽管剥削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是，只有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才会根据这一点而把这两个不同的阶级混淆起来，谈论所谓小“劳动”农业。这样做就是掩盖和抹杀经营的社会制度，即它的资产阶级结构，而把小农为了生存必需进行劳动，进行个体劳动、体力劳动这个标志提到首要地位，其实这个标志是以前一切社会结构都具有的。(p.23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不管他是否愿意，不管他是否察觉到这一点。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这种变化。甚至在小农还没有剥削雇佣工人的时候，单是这种变化也总归使他成为无产阶级的对抗者，成为小资产者。小农出卖自己的产品，无产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小农作为一个阶级不能不力求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他们这样做就无异于同大土地占有者一道共同瓜分地租，同地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的其他阶层。小农就其阶级地位来看，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变成小土地所有者。（p.231-232）

    作为一个阶级的小农的状况有所改善，正是小农和地主联合在一起，共同从社会索取高额的地租，同完全或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处于对抗地位的结果，这却是完全可以设想的，而且这甚至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典型现象。(p.232)

    谁掌握着银行，谁就直接掌握着美国１/３的农场，并且间接统治着所有农场。按照一个总的计划，把占全部生产总额一半以上的百万农场的生产组织起来，这在现代各种各样的联合以及交通运输技术广泛发展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p.236)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民族自决权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经是第二国际的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党。因此，一方面，它对第二国际的破产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另一方面，它的例子，它的经验，对于研究国际破产的原因，对于分析同扼杀了这个党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措施、方法和途径都最为重要。
扼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把它变为民族主义自由派工人政党的机会主义，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５年大战期间以社会沙文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p.239)

    论法国反对派的任务
    试图把不可调和的东西调和起来，只能是一事无成。（p.249）

    全世界的情况都是这样，象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俄国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这些软弱无能的外交家即“泥潭派”，都使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们维持统一的假象，从而妨碍了各国反对派已经成熟的、迫切需要的联合，妨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p.250)
 
    不要象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空谈革命，而要进行长期的、认真的、顽强的、坚定不移的和经常不断的工作，在工人中间广泛建立秘密组织，散发自由的即秘密的出版物，准备反对自己的政府的群众运动。这才是各国工人阶级所需要的！(p.252)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必须用革命的而不是改良的方式表述并且实现这一切要求；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的框框，而要打破这个框框；不要满足于议会中的演讲和口头抗议，而要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扩大和加强争取实现任何根本的民主要求的斗争，直到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直接的冲击，也就是说，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但可以因大罢工、街头游行示威、饥民骚乱、军队起义或殖民地暴动而爆发，也可以因德雷福斯案件或萨韦纳事件之类的任政治危机，或者因就被压迫民族的分离问题举行的全民投票等等而爆发。(p.256-257)
    按：此处提到的两个事件是：1894年，法国反动集团诬陷一名尉官犹太人徳雷福斯是间谍，判处终身监禁，引起了广泛的抗议。
1913年，一名普鲁士军官在阿尔萨斯的萨韦纳市粗暴地侮辱当地居民，引发了反对普鲁士军阀的怒潮。

    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p.258）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的短记
    人类将如何达到阶级的消灭，以及如何达到以后的各民族的融合，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点。这就是：只有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只有被压迫民族的真正的解放，民族压迫的真正根除，才能导致各民族的融合，而检验这种真实性的政治上的标准，恰恰就在于有无分离自由。分离自由是反对愚蠢的国制和民族隔绝状态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政治手段，而值得人类庆幸的是，这种隔绝状态正不可抗拒地为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所打破。(p.269)

    论俄国当前的口号：没有兼并的和约和波兰独立
    不要“没有兼并的和约”，而要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给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和平，对资产阶级宣战！(p.279)

    论“和平纲领”
    战争就是交战大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推行的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和平也是同一政治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治的发展方向，而只是加速这一发展。(p.284)

    这次战争所继续的是过度成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掠夺世界、强占殖民地等等的政治。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次战争，不可能—— 因客观情况而不可能——导致任何民主的“进步”，而只会加强和扩大各种压迫，包括民族压迫。不管战争结局如何，结果都是如此。(p.284)

    关于民主的和平的空喊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其客观作用就是引诱工人脱离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p.284)

    我们赞成民主的要求，只有我们才不是伪善地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因为客观历史情况不允许把社会主义革命撇在一边而提出这种要求。(p.285)

    要做社会主义者，就不能迁就而要揭穿伪善的民主空谈。怎样揭穿呢？很简单：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无论在战前或战时，都要求受他自己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只有这样，“承认”民族独立才不是伪善的。(p.285-286)

    而帝国主义恰恰是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本质的和典型的现象是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而在欧洲根本不可能区分出反动民族和革命民族(p.286)

    民主的和平必须去寻求和争取，——但不是向后看，到非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各平等民族的联合这种反动的空想里去寻求和争取，而是要向前看，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寻求和争取。(p.288-289)

    国外组织委员会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支部的信
    中央委员会指出建立采取革命行动的新国际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掩饰冲突、把支离破碎的旧国际重新粘合起来的企图，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委员会夸大了把自己同一切比较不坚定的、没有从一开始就赞成它的观点的分子机械地隔离开的作用，忘记了（ｐｒｚｅｏｃｚａ）革命阵营（ｏｂｏｚｕ）的任务不应当是推开这些分子，而是吸引他们加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骗局（ｓｚａｌｂｉｅｒｓｔｗｅｍ）的斗争，通过对他们思想上的不坚定进行尖锐的批评，来促进他们激进化的过程。(p.29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
    不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p.297）

    社会党人并不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但是，如果鼓吹用改良来解决历史和实际政治形势以革命方式提出的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欺骗。(p.297)

    必须说明什么是兼并，社会党人为什么和应当怎样反对兼并。不能认为凡是把“他人的”领土归并起来就是兼并，因为一般来说，社会党人是赞成铲除民族之间的疆界和建立较大的国家的；不能认为凡是破坏现状就是兼并，因为这样看是极其反动的，是对历史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嘲弄；也不能认为凡是用武力归并的就是兼并，因为社会党人不能否定对大多数人民有利的暴力和战争。只有违背某块领土上的居民的意志而归并这块领土，才应当算是兼并；换句话说，兼并的概念是和民族自决的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p.300)

    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两个党，一个帮助资产阶级，一个同资产阶级作斗争。(p.303)

    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文献
    对《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提纲草案的意见
    正因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争夺世界霸权、金融资本、垄断、瓜分世界等）是当前这场战争的最深刻的根源，所以，所谓持久的和平、民主的和平云云，所谓在资产阶级保持着统治阶级权力的条件下现今各国政府间似乎可能实现和平云云，所有这些出自善良愿望的空话都是在欺骗群众，不让群众看到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起作用的基础，而使他们错误地信任资产阶级，因而这样一些空话也就变成了改良主义。(p.314)

    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
    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民族的招牌，不管用什么样的和平主义的词句来掩饰，沙文主义就是沙文主义。(p.322)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p.326)

    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p.326)

    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p.327)

    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１/１０，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１/５），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ｌａｂｏｒ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p.329-330)

    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p.333)

    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p.336)

    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１）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２）１８７３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３）１９世纪末的高涨和１９００—１９０３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p.337-338)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p.340)

    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p341)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p.341)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p.342)

    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p.343)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p.344)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p.344)

    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于少数机构，银行就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它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产地。为数众多的普通中介人成为极少数垄断者的这种转变，是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过程之一。(p.346)

    我们看到，银行渠道的密网扩展得多么迅速，它布满全国，集中所有的资本和货币收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p.349)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p.350)

    生产资料的这种分配，就其内容来说，决不是“公共的”，而是私人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大资本（首先是最大的、垄断的资本）的利益的，因为大资本正是在民众挨饿，农业的整个发展无可救药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工业中“重工业”向其他一切工业部门收取贡赋的条件下活动的。(p.352)

    储金局的几十亿资本，实际上归根到底是由同一些银行资本巨头们支配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p.353)

    这种通过银行进行的“有意识的调节”，就是由极少数“十分有组织的”垄断者对大众的掠夺。(p.354)

    这样，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或者用尼•伊•布哈林的很恰当的说法，日益长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p.358-359)

    总之，２０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p.361)

    其实经验证明，只要占有４０％的股票就能操纵一个股份公司的业务，因为总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东实际上根本没有可能参加股东大会等等。虽然资产阶级的诡辩家和机会主义的“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都期望（或者要别人相信他们期望）股票占有的“民主化”会造成“资本的民主化”，会加强小生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可是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１９００年６月７日，德国最大的工业家和“金融大王”之一西门子，在帝国国会中声称：“一英镑的股票是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基础。
    但是，“参与制”不仅使垄断者的权力大大增加，而且还使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地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可以盘剥公众，因为母亲公司的领导人在形式上，在法律上对女儿公司是不担负责任的，女儿公司算是“独立的”，但是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女儿公司去“实施”。(p.363-364)

    这个在股份公司里极常见的、在资产负债表上玩弄平衡把戏的典型例子，向我们说明为什么股份公司董事会干起冒险勾当来，心里要比私人企业家轻松得多.(p.365)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p.368)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从小规模的高利贷资本开始，而以大规模的高利贷资本结束。(p.369)

    垄断既然已经形成，而且操纵着几十亿资本，它就绝对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p.372)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p.374)

    ２０世纪初，不仅在我们已经说过的垄断组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的发展方面，而且在金融资本的增长方面，都是一个转折时期。(p.374-375)

    这４个国家（按：指英、法、美、德）一共有４７９０亿法郎，约占全世界金融资本的８０％。世界上其他各国，差不多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成为这４个国家、这４个国际银行家、这４个世界金融资本的“台柱”的债务人和进贡者了。(p.375)

    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p.376）

    临近２０世纪时，我们看到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垄断：第一，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了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第二，少数积累了巨额资本的最富的国家处于垄断地位。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p.376)

    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
    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p.376-378)

    有些资产阶级作家（现在卡•考茨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完全背叛了象他在１９０９年所采取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国际卡特尔作为资本国际化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间实现和平的希望。这种意见在理论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上则是一种诡辩，是用欺骗的手段为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辩护。(p.388)

    拿资本家同盟互相进行斗争和订立契约的形式（今天是和平的，明天是非和平的，后天又是非和平的）问题来偷换斗争和协议的内容问题，就等于堕落成诡辩家。(p.388-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