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妥协 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p.130)
关于在群众组织中违反民主的现象 既然称为“民主主义者”,就决不能容忍伪造民主①的行为。要是容忍这种事情,我们就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些没有原则的人!!(p.141) ① “任何地方的1个代表都由同等数量的选民选出”,这是最起码的民主。否就是伪造民主。
革命的任务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的事业,和平、自由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事业顺利、和平、迅速、稳妥地获得胜利。(p.148)
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毫无疑问,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p.158)
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0;158)
直到今天,俄国的国家政权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迫不得已才作些个别的让步(想第二天就收回),才到处许下诺言(并不打算履行),才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统治(用“真诚联合”作幌子来欺骗人民),如此等等。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行动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这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矛盾.(p.159)
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换部长意义极小,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同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附他们。这支队伍被资产阶级关系的气氛所笼罩,他们呼吸的就是这种空气,他们凝固了,变硬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们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对上司毕恭毕敬的习气和某些“公”务特权把他们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银行,这支队伍的上层分子完全成了金融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p.160-161)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和搏斗经过不断的重复、积累、扩大和激化,最后就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p.167)
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避免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p.169)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大家都知道,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词句和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准备履行的漂亮诺言来欺骗“老百姓”。(p.189)
只有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这种合并本身丝毫也不改变财产关系,再说一遍,不剥夺任何一个产权人的一个戈比),才有可能实行真正的监督.(p.190)
只有把各个银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银行,对它的业务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征收到所得税,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p.191)
如果不是把“革命民主”当作公式化的装饰门面的词句,当作口头禅来用,而考虑到它的意义,那么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无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p.193)
对于这些银行的金融大王来说,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比较容易,比较方便,比较有利;他们收买国家的官吏(这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银行的私有性质,这正是为了保守业务秘密,正是为了从国家那里赚取亿万“超额利润”,正是为了确保金融诈骗勾当。 无论美国或德国,“调节经济生活”的结果都是给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农民)建立了军事苦役营,给银行家和资本家建立了天堂。(p.193)
银行国有化将会大大有助于保险事业的一并国有化,也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成一个,把它们的活动集中起来,受国家的监督。(p.194)
由银行统治生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发展到了最高峰。银行和各大工商业部门不可分割地长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说,不采取步骤对工商业辛迪加(糖业、煤业、铁业、石油业等等辛迪加)实行国家垄断,不把这些辛迪加收归国有,而只把银行收归国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说,要认真调节经济生活,就要把银行和辛迪加同时收归国有。(p.195)
正因为同富人实行联合,政府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p.196)
要建立唯一切实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危害国家、停止生产的煤炭工业家!(p.197-198)
现代大资本主义到处都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正是它消除了商业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业秘密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只是掩盖大资本的金融诈骗行为和惊人利润的手段。(p.199)
在大经济中,它的业务反正有几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在这里并不是为生产或交换的需要服务的,而是为投机买卖和用极不正当的手段牟取暴利,以及真正的诈骗行为服务的。大家知道,在股份企业中这种诈骗行为特别流行,而且用伪造得足以欺骗公众的报表和资产负债表非常巧妙地掩盖起来。 在大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护这种秘密,便是保护真正一小撮人的特权和利润而损害全体人民。(p.199)
按革命民主方式行事,就应该立刻颁布另一种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要求大企业和富人有最完备的报表,让任何一个公民团体(在民主的意义上说已达到相当人数的团体,譬如1000或10000选民)有权审查任何一个大企业的一切文据。这样的办法只要有一项法令就完全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只有这个办法才能通过职员联合会,通过工人联合会,通过各政党来调动人民对监督的主动性; 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监督成为认真的和民主的监督。(p.200)
应该立刻颁布法律:取消商业秘密,责成军火商和商人公布报表,未经当局允许不得擅自丢弃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用没收财产和枪毙来惩治那些隐瞒实情和欺骗人民的人,组织来自下面的、民主的检查和监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职员联合会、工人联合会以及消费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监督。(p.201)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完全称得上是被吓倒的民主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复所有被吓倒的市侩的话,说什么采用“过严的”办法,资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说没有资本家“我们”就不行,说也许英法百万富翁也会因此“见怪”,而他们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如此等等。使人觉得,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从未试行过的东西,是“乌托邦”。其实早在 125年以前,在法国就有过真正的“革命民主派”,他们真正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他们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诚信念的人民群众,——这些人能够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监督,并且获得了举世钦佩的结果。而在这125年中,资本主义发展了,建立起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人和农民对剥削者,对地主和资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监督的措施要容易和简单百倍。(p.201-202)
就实质来说,监督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在于谁监督谁,就是说哪一个阶级是监督阶级,哪一个阶级是被监督阶级。(p,202)
应当不怕打破旧的,不怕大胆建设新的,坚决彻底地实行由工人和农民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监督。(p.202)
“联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备、最严格和最详细的报表制度,而主要是把购买原料、销售产品、节省国民财力和人力方面的业务联合起来。(p.204)
资产阶级报刊一直在“吓唬”中小业主,说社会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骗人的,因为社会党人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p.204)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这种企业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已经具备了“联合化”所必需的手段和人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调动这些人力和手段所必需的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的那种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要从大的和最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联合才能节省知识分子,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力量。(p.205)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p.213)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p.214)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p.214)
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nousledéluge”)!(p.215)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 “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 的!(p.215)
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p.216)
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p.217-218)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p.218)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p.218)
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p.219)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p.219)
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0p.219)
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p.221)
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p.221-222)
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p.222)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p.223)
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 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p.228)
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p.235-236)
政论家札记 我们向来都谴责,并且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谴责“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们取得一时的成功是不够的。我们只有一分钟或一天的计划也是不够的。对一连串的政治事件,我们应当从它们的整体上,从它们的因果关系和结果上加以研究,以此来不断地检验自己。我们分析昨天的错误,这样就可以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再犯错误。(p.251)
阶级间客观的相互关系、各阶级在这种类型的代议机关内外的作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的高涨或者低落、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这两种手段的相互关系,这都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客观情况,必须估计到这些情况,才能不是随意地,不是凭自己的“好感”,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决定抵制或者参加的策略。(p.253)
压迫者总是要欺骗被压迫阶级的,但是,这种欺骗的作用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决不能只根据压迫者欺骗人民这一点来制定策略;确定策略时,应当从整体上分析阶级关系以及议会外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发展。(p.255)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现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正在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p.257)
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p.257)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p.295)
巴黎公社创造了这种新型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构”。(P.295)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构”并“使它运转起来”。但是,它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p.296)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主义的手续而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选举产生的,并且可以撤换,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牢固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革容易实行。第五,它为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毅力、最先进的部分提供了组织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之外,处在历史之外的。第六,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p.297)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者是把它和任何政权一样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p.298)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p.299)
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p.299)
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时候量就会转化为质。统一的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分支机构——这已经是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构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骨骼。(p.300)
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计算和核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处于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的地位。(p.300)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资本家跑的高级职员,应当和对待资本家一样,只能“从严”。他们一定会和资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p.301)
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震慑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震慑”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们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们在新国家组织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们重新为国家服务。(p.303)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则。(p.303)
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管理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p.306-307)
我们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训练”(我们并没有白受资本主义的训练)而富有纪律性的工人,他们能够建立工人的民兵并逐渐把它扩充(要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兵。觉悟的工人应该进行领导,并且他们也能够吸引真正的被压迫劳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p.307-308)
认真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眼界狭窄的旧官僚分子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对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逼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来讲,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p.308)
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p.310)
否认“工人监督”、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拥护资产阶级专政。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中间道路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无缥缈的空想。(p.310)
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p.310)
我们拥护集中制,也拥护“计划”,但是,我们拥护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和计划,是无产阶级为了贫民、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反对剥削者而调节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计划。(p.311-312)
他们也许愿意顺应革命,但只能是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是没有的,向往这种革命而发出的叹息,无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的哀鸣。即使革命开始时环境并不太复杂,革命本身在发展过程中总是要造成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因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革命是旧事物无比复杂而痛苦的死亡过程和新社会制度即千百万人新生活方式的诞生。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而只有套中人才会认为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的国内战争是可以设想的。 如果没有非常复杂的环境,那么也就没有革命。你怕狼,就别到森林里去。(p.312)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
要是历史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正点到达社会革命,他是愿意承认社会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门喊道:“社会革命站到了。请全体下车(Alleaussteigen)!”那时,有什么理由不从季特•季特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p.313)
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看出,人民中间蕴藏着什么样的回击资本家的潜在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隐蔽的社会主义”①的东西才会显示出来.(p.320)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3页。
在普列汉诺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这帮先生善意参加下,资本家和地主用尽一切办法糟蹋民主共和国,用效劳财富来糟蹋民主共和国,致使人民变得冷漠无情,使他们觉得反正都一样,因为一个挨饿的人不会去区分共和国和君主国,一个挨冻、赤足、受尽折磨、为旁人的利益去送命的士兵是不会爱上共和国的。(p.321)
一旦无论哪个粗工,任何一个失业者,每一个厨娘,随便哪个破产农民都看到,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政权不向财富卑躬屈节,而是帮助贫民;这个政权敢于采取革命措施;这个政权把寄生虫的多余食品拿来分给饥民;这个政权让无家可归的人强行搬进富人的住宅;这个政权强迫富人出牛奶钱,可是在所有贫苦人家的儿童没有得到足够的牛奶供应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给他们;土地交给劳动者,工厂和银行受工人监督;百万富翁隐匿财产会立刻受到严厉的惩罚,——一旦贫民看到这一切并且感觉到这一切,那时任何资本家和富农的力量,任何拥有数千亿的世界金融资本的力量也战胜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将战胜整个世界,因为在所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成熟。(p.321)
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p.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