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 第31卷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p.4)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p.6)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p.6)
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p.7)
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p.8)
每次大革命在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p.9)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p.12)
被现代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接受的只有这样一点:和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废除”说不同,按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样来削剪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似乎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意味着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p.15-16)
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p.16)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显然,以一种(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p.16)
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本身,就是说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p.17)
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p.18)
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p.19)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p.19-20)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p.22)
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p.22-23)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P.23)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P.23-24)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P.24)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P.24)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P.24-25)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P.25)
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P.26)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P.27)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P.27)
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p.29)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p.32)
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p.32-33)
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p;33)
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p.36)
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 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p.37)
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p.40)
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p.40)
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p.40-41)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p.41-42)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p.43)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p.43)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p.44)
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p.44)
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p.45)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 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p.46)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p.47)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p.49)
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p.50)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p.50)
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p.51)
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p.52)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p.53)
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p.55)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p.58)
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对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p.64-65)
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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