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p.68)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p.68)

    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p.69)

    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p.70)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３版写的导言中....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２０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p.71)

    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p.71)

    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p.73)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p.73-74)

    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p.74)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p.75)

    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p.76)

    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p.78)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p.78)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p.78-79)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p.80)

    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p.81)

    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现代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p.82)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p.83)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p.83)

    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并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线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p.84)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p.84-85)

    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压迫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p.85)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同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p.85)

    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p.86)

    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极端行动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过程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动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动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p.87)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一“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另一不公平现象：“按劳动”（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p.89)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的
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p.90)

    “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权利”才不存在了。(p.90)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p.90)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弊病”，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要任何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p.90-91)

    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p.91)

    还有国家的时候就没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时候就不会有国家了。((p.91)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p.92)

    我们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p.92)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p.92)

    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p.94)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p.94）

    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p.95)

    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p.95)

    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p.95)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p.96)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做到的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业等等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的机构里“受了训练
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p.96)

    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p.97)

    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p.97）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结合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则立即采取措施来根除官僚制，它能够把这些措施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人民的民主完全实现。（p.105）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是在于：（１）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即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消灭的条件。（２）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武装工人的组织组成的、公社那种类型的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代替它以及无产阶级将怎样利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定革命无产阶级应利用国家政权，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３）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利用现代国家来使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准备；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这一点。(p.109-109)

    马克思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构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构，用新的机构来代替它。(p.109)

    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管理机构”和整个国家机构，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p.110)

    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p.110)

    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①(p.111)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７卷第３５８页。 

    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p.112)

    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p.114)

    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p.114)

    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p.116)

    《列宁全集》  第32卷

    论口号
    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象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p.6)

    我们不会忘记，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p.6)

    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因而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p.8)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p.12)

    论立宪幻想
    所谓立宪幻想，是指这样一种政治错误：尽管规范的、法定的、正规的、合法的，总之是“立宪的”制度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却把它当作现行的制度。(p.17)

    资产阶级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地方，就在于它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经验中了解到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秩序”（即对群众的奴役）所必需的条件。资产者是一些讲实际的人，是做大买卖的人，而且习惯于以严格的求实态度对待政治问题，不相信空话，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p.19)

    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使这个大多数在阶级成分上，在其内部（和外部）各阶级的对比关系上，能够协力地有效地驾驭国家这辆马车。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清楚，在关于人民大多数以及按照这个大多数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的问题上，这两个现实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p.22)

    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就能够真正按照大多数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如果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不一致的阶级手中，那么任何按照大多数的意志进行的管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骗或压制。(p.22)

    小资产者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能不欺骗自己，他们不由自主地必然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线”的。
    他们的过去使他们向往资产阶级，他们的未来使他们向往无产阶级。他们的理智使他们倾向后者，他们的偏见（根据马克思的名言）使他们倾向前者。①(p.23-24)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８卷第２１８页。

    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的真正维护者，等等，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阶级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同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多数就是一个空架子，虽然能够维持一些时候，炫耀一番，喧嚣一阵，显赫一时，但终究是绝对注定要破产的。(p.24)

    革命与国家的“通常”状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国家生活中有争论的问题在革命时期是直接通过阶级斗争、群众斗争以至群众的武装斗争来解决的。既然群众是自由的而且是有武装的，也就不能不是这样。从这个基本事实中可以得出结论，在革命时期仅仅显示“大多数的意志”是不够的；不，应当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表现得更有力量，应当赢得胜利。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起，经过历次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时期，直到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１年，直到１９０５年，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得较好、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了大多数。(p.24)

    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大多数还不解决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才能使千百万分散的农村小业主的行动具有组织性，具有政治自觉性，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集中性。(p.25)

    大家知道，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激烈最尖锐的形式即内战的形式解决的。在这种战争中，也象在其他任何战争中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这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原则上谁也不能反驳的事实。(p.25)

    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基本上分为三种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家都谈论第一种力量和第三种力量，都承认这两种力量，但是对第二种力量却不愿意从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去冷静地估计，而这种力量在人数上恰恰是占大多数！(p.25)

    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竭力使群众发起的正当的行动具有最和平最有组织的性质，而不是躲在一边，象彼拉多那样表明与自己无关，学究般地举出理由，说什么群众还没有一个不剩地组织起来，说什么群众运动常有过火行为（似乎４月２０—２１日没有过火行为！似乎历史上真有过——哪怕只有一次——未曾发生过火行为的大的群众运动）。(p.28)

    波拿巴主义的开始
    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波拿巴主义的基本历史特征，那就是：以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为后盾的国家政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两个故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p.46)

    革命的教训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p.50)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p.58)

    当然，谁都看见过小业主怎样拚命挣扎，想“出人头地”，想做真正的业主，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资产阶级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小业主或者是自己成为资本家（在１００个小业主中，至多有１个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是破产，成为半无产者，最后成为无产者，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领袖们，总是想跟着资产阶级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们总是用诺言和保证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说同大资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们顶多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使资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层分子作些小小的让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总是做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附属品，成为金融大王手中的顺从的工具。(p.63-64)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世界上各次革命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阶级斗争变为国内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p.76)

    资产阶级并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用国内战争的代价来夺取政权。所以革命无产阶级也不用多考虑资产阶级的骗子和奴仆的这种“论据”。(按：指护国派的论据：“大敌当前，决不能进行国内战争”。）(p.77)

    波拿巴主义者多么想在“愚蠢的农夫”面前把事情说成这样：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同极端行为作斗争，不管来自右边还是左边，以实现真正的国家制度，贯彻真正的民主制。实际上，这个波拿巴主义的政府却正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p.78）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一定会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是哪个阶级的反革命？(p.79)

    就印发《关于里加沦陷的传单》所写的一封信
    合法言论的自由明显地已被政府缩小，而且在一天天缩小，如果我们还仅限于合法言论，那就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卑鄙的.(p.82)

    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凡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掩盖保卫“本国”统治阶级的掠夺利益的人,都叫作沙文主义者。(p.94)

    在一切国家中，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提供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骨干。如果我们对社会沙文主义科学地进行考察，即不是抽出个别的人，而是从这整个国际思潮的发展及其社会联系的总和来考察，那么社会沙文主义就是达到了逻辑终端的机会主义。（p.95）

    政论家札记
    城市里允许使用雇佣劳动，在农村就不可能“禁止”使用雇佣劳动；“禁止”使用雇佣劳动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说到这里，我们就涉及工人对农民的态度这一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由工人阶级带领农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让自由派资产者拖着农民后退，容忍资本主义？(p.107)

    容忍资本的统治吧，因为“我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孟什维克就是这样对农民说的.(p.108)

    他们代表的不是贫苦农民群众，而是少数富裕的业主。他们引导农民不是同工人结成联盟，而是同资本家结成联盟，也就是要他们服从资本家。(p.109)

    我们不是学理主义者。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p.111)

    政论家札记
    光抬出人民大多数来作证明，正是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典型，正是不愿意承认在革命中应该战胜敌对阶级，应该推翻维护它们的国家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愿意战斗并能够战斗的革命阶级具有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能够在决定性的关头和决定性的地方摧毁敌对的力量。（p.121）

    当革命使阶级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时候，不研究阶级斗争具体问题，只“泛泛地”谈论“人民的意志”，这只有最愚蠢的小资产者才做得出来。(p.121-122)

    祸根就在于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经济地位本身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惊人的轻信和缺乏觉悟，他们还在半睡半醒中说着梦话：收回自愿让出的东西是“十分容易的”！那就请去收回吧，从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之流那里随意收回吧！(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