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
    你们不会看不出，我们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实行了多么急剧的转变，采取了一种被叫作“新的”经济政策，所谓新，是对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而言的。可是实质上，它比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包含着更多的旧东西。(p.181)

    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p.183）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究竟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p.184-185)

    从战略上看，根本的问题在于谁能更快地利用这种新形势。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p.185)

    如果资本主义得益，工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无产阶级也会随着成长。资本家将得益于我们的政策，并创造出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无产阶级由于战争和极严重的经济破坏，已经丧失了阶级特性，就是说，它已经失去本阶级的生活常态，不再作为无产阶级而存在了。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企业中生产物质财富的阶级。既然资本主义大工业已被破坏，工厂已经停产，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它有时在形式上仍算作无产阶级，但它已经失去了经济根基。恢复资本主义也就是恢复无产阶级.(p.186)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不是能够依靠农民，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呢？必须清醒地提出这个问题。(p.186)

    人民看不清楚，敌人就在我们中间，这个敌人就是原来的敌人，革命正面临一道深渊（以往的一切革命碰到这道深渊后都退回去了）。(p.187)

    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敌人就是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要同全世界作战.(p.188)

    现在，反对我们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强大。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必须依靠最终的力量源泉。而最终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他们的组织性。(p.188)

    或者你们能在这场斗争中把工农团结起来，或者你们得不到胜利。(p.189)

    或者是我们能在无产阶级政权支持下发展小农的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把小农组织起来；或者是资本家控制小农，——斗争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以往几十次革命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形，但是象我们这样的战争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见过。人民不可能有这种战争的经验。我们必须自己创造这种经验，在创造这种经验时，我们只能依靠工农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也是任务的最大困难所在。(p.189)

    我们不应该指望直接采用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p.190)

    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p.191)

    开始做任何一件事之前都非经过大家讨论不可，因为几十年几百年来，人民一直被禁止讨论任何事情，而革命不经过一段普遍开群众大会讨论各种问题的时期，是不能得到发展的。(p.191)

    我们应当说：或者是那些想毁灭我们的人、我们认为理应灭亡的人灭亡，这样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生存下来；或者相反，是资本家生存下来而共和国灭亡。在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里，或者是那些不能振作起来的人灭亡，或者是整个工农共和国灭亡。在这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也容不得有任何温情主义。温情主义是一种并不亚于战争中的利己行为的罪恶。现在谁不守秩序，不守纪律，谁就是把敌人放进我们的队伍中来。(p.192)

    大家都去做经济工作吧！....从必须赶快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懈怠都是极大的犯罪。必须向这门科学进军，向这门艰难、严峻、有时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科学进军，否则就没有出路。(p.193)

    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p.200)

    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搞任何政治，这里没有搞政治的基本条件。(p.200)

    给波兰共产党人的信
    不要让政府和资产阶级用血腥镇压为时过早的起义的办法来扼杀革命。不要受人挑动。要等待高潮的到来，它会涤荡一切，给共产党人带来胜利。(p.206)

    要紧紧把住自己航船的舵；不要受人挑动。(p.207)

    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到１９２１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１９２１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p.225-226)

    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p.226)

    在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资本主义经济这场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斗争中也应该这样。敢于承认失败，从失败的经历中学习，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细、更谨慎、更有步骤地重新做过。如果我们有人以为承认失败会象放弃阵地那样使人颓丧气馁，那就应该说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p.226)

    到１９２1年春天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p.226-227)

    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
    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处于目前这种境地，仍然不得不退却，以便在日后最终转入进攻。(p.228)

    当你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家变成一个批发商或者学会经营批发商业，说到我们的任务就是经商作买卖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奇怪，有些人甚至感到非常可怕。他们说：“共产党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说什么现在要把商业任务，把最平常、最普通、最庸俗、最微贱的商业任务提上日程，这样共产主义还能剩下什么呢？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万念俱灰，说了一声‘唉，一切都完了！’这有什么不应该呢？”我想，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周围，就能发现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一旦蔓延开来，就会蒙蔽许多人的眼睛，使人难于清醒地理解我们当前的任务。(p.229)

    自始至终全是胜利进攻的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即或有过也是例外。(p.230)

    我们必须立足于现有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害怕这样的任务吗？或者说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任务吗？如果这样，那就说明我们不懂得革命斗争，不懂得革命斗争的性质，不懂得革命斗争是一种最紧张的斗争，伴有许多我们决不可以漠视的急剧转变。(p.230)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比过去任何战争更残酷、更持久和更顽强得多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时时处处都有危险。(p.231)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你们能给我指出什么没有危险的革命道路、没有危险的革命阶段和革命方法吗？危险的消失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终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谁也不作这样的梦想。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危险。(p.231)

    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p.232)

    当前，在看到旧事物的破坏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新事物的仍很孱弱的幼苗，也常常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方式还不适应新的条件。(p.233)
    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既然需要我们致力于调节目前的商业、目前这种情况很糟的货币流通，那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办呢，能说这跟我们无关吗？如果这样，那是一种极有害的颓丧情绪，极严重的绝望情绪，会使我们一事无成。(p.236)

    如果党面对自己的任务竟然说“在监狱里没有人教过我们做生意”、我们不需要商业核算等等，那党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吗？有很多东西在监狱里都没有人教过我们，我们只得在革命以后学。我们学了，并且学得很有成效。(p.237)

    只有在商业核算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经济。成见和怀旧则妨碍进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不估计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式来实行新经济政策。(p.239)

    谈论我们到底退到什么时候为止是谈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的。我们为什么要瞎想一些得不出任何结果的方案呢？我们倒是应该去做具体的工作。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利用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沼泽或某个车站？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时，才能转入进攻。不(p.239)

    一篇文章或讲话的两份纲要 
    争取“以改良方式”过渡的可能性——或者换句话说，争取经过初步接近的道路、经过跳板、经过阶梯走向目标的可能性。
    （正面攻击可能取得全面胜利，也可能取得局部胜利＝争取接近和过渡、“改良”、使资产阶级服从等有把握的可能性。）(p.242)

    论黄金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
    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p.244)

    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p.245)

    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p.246)

    凭什么说“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该只采用革命的方法呢？这是毫无根据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绝对错误的。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从纯理论原理来看，这种说法的不正确是不言而喻的。我国革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说法的不正确。(p.246)

    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p.249)

    我们决不会受本能地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或旧俄半贵族半农民的宗法情绪的支配。各种过渡经济形式都可以利用，而且既然有利用的必要，就应该善于利用它们来巩固农民同无产阶级的联系，立即活跃我们这个满目疮痍、受尽苦难的国家的国民经济，振兴工业，为今后采取各种更广泛更深入的措施如电气化等创造条件。(p.250)

    无产阶级哪怕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在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中就出现了某种新东西。从原则上说情况还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预见不到的，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p.251)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一种“副产品”，但对取得胜利的国家来说，如果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实力显然不足以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又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p.251)

    这次必要的退却进行得愈自觉，愈协调，成见愈少，那么，我们就会愈快停止退却，而随后的胜利进击就会愈有把握，愈迅速，愈波澜壮阔。(p.252)

    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经济政策的提纲的意见
    更加注意帮助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可以成立这种那种形式的、“附属于工会的”联合组织，也可以成立专门的合作社，如此等等。(p.291)

    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
    在土地问题上必须制定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渡措施纲领”（ｕ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ｉｒｅ），以适应农民向农业社会化的自愿过渡，同时又能迅速改善大多数农村居民即雇佣工人和小农的状况;
    立刻没收即无偿地（ｓａｎｓｉｎｄｅｍｎｉｔé）剥夺未耕地（ｌｅｓｔｅｒｒｅｓａｒａｂｌｅｓｅｎｆｒｉｃｈｅ）和用移民、佃农或雇佣工人的劳动耕种的土地（ｌｅｓｔｅｒｒｅｓｍｉｓｅｓｅｎｖａｌｅｕｒｐａｒｌｅｓｃｏｌｏｎｓ，ｆｅｒｍｉｅｒｓｏｕｓａｌａｒｉéｓ）；
   把这些土地交给现在耕种这些土地的全体劳动者，让他们按照新土地法的规定建立“生产合作社”（ｃｏｏｐéｒａｔｉｖｅｓｄ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绝对保证“耕种自己土地的小私有者” （ｌｅｓｐｅｔｉｔ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ｎｔｅｕｘｍｅｍｅｓ）有永久（和继承）使用他们土地的权利；
    必须保证农业“生产不中断和增产”（“ｃｏｎｔｉｎｎｕｉｔé 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地“对农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é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ｄｅｌａｃｌａｓｓｅｐａｙｓａｎｎｅ”）。(p.306)

    马克思对农业集中过程的形式并没有持简单化的片面的看法。《资本论》第３卷就是一个证据。恩格斯在上一世纪９０年代反对当时法国土地纲领的一篇文章①也是一个证据。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只有在最后一个农民也被剥夺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才是“适时的”。(p.309）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２卷第５６３—５８７页。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直接实行（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ｍéｄｉａｔｅ）完整的共产主义是极其错误的（决不只是在法国如此，在有小农经济的一切国家都是如此）。(p.310)

    如果不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如果无产阶级不取得政权，就绝对不可能实行有利于工人和农民的全国电气化。(p.311)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全国和许多国家的电气化，第一，不可能迅速而有计划地进行，第二，不可能给工人和农民带来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电气化，必然会加强大银行对工人也对农民的压榨。(p.312)

    在法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用考虑大地主和资本家的私有制而有计划地实行电气化，特别是小农会从中得到巨大的好处。在存在着资本家政权的情况下，电气化必然不会有计划地迅速实行，即使实行了，也只会使农民重新遭到盘剥，使农民遭到“金融寡头”的掠夺而重新沦为奴隶。(p.312)

    给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
    现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东方劳动群众参加政治生活。P.313)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 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革命者。（p.326) 

    这个旧世界有自己一套旧的外交，这种外交无法相信可以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旧的外交认为，那一定是在耍什么手腕。(p.327)

    这里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p.328)

    至于封锁，经验发明：现在还不知道究竟谁吃的苦头更大，是被封锁者还是封锁者自己。(p..329)

    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p.332)

    从我国整个革命和未来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即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本质最根本的问题来看，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最本质的问题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经过大工厂长期艰苦而有成效的锻炼的先进工人是否能够搞好工作，把那些被资本主义和地主、被自己贫困而粗陋的旧经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向他们证明，只有同工人结成联盟而不管在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困难很多，我们不能闭眼不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摆脱地主资本家的世世代代的压迫。(p.333)

    我国大工业只剩下了一丁点残骸。加上又遇到１９２１年歉收这样的灾荒，那就不难理解，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既然没有一个能够组织得立刻用产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只能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利用商业并逐步发展农业和工业，使其超过现有水平，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出路。现实迫使我们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全在于此。(p.334-335)

    在经济的战场上，我们却遭到了一连串失败。用不着害怕承认这一点，相反地，只有不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缺点，只有敢于正视真实情况，即使是最可悲的真实情况，我们才能学会如何争取胜利。(p.336)

    这就是我们退却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上去的原因。在我们现在这种经济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不能恢复同农民应有的联系；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就不会同农民群众结合，那样就会葬送革命。我们应当特别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实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一致地说，我们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当然，正如我们已经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远）执行这个政策。我们采取新经济政策是由于我国贫困，经济遭到破坏，我们的大工业伤了元气。(p.337)

    在这里，工作速度和工作环境已经不同了；在这里，要取得胜利比较困难。在这里，我们不能象我们过去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那么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凭借热情，大步跃进，而且期限也不同，要以几十年来计算。....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其他国家早晚必然要走的道路。(p.338)

    我们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P.342-343)

    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只要实现了劳动机械化，俄国就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有可能摆脱经济危机。(p.347)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p.347)

    我国的法院是无产阶级的法院，它能够监督每一个私人企业主，使我们的法律决不会象资产阶级国家订的那样管不住他们；....要严厉惩办私人企业主先生们的违法行为.(p.348)

    这帮商人、这帮私人企业主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还是能把事情办成的，比方说，他们可以给工业搞到原料，可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却往往办不到。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学习吧！这种学习是非常严肃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完成这个学业。....谁要想丢开这项任务，谁要是不予重视，认为与己无关，那就是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那种极其罪恶极其危险的狂妄自大的表现。(p.348)

    我们着手解决经济建设任务时搬用了自己昨天的经验，我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此。在这里，我给你们引用一句法国成语：人们的缺点通常同他们的优点有联系。一个人的缺点仿佛是他的优点的延续。优点如果延续得过了头，表现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就成了缺点。你们当中几乎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以及在其他方面，大概都见过这种情形。(p.348)

    党和工会的一些工作人员，不管是作为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是作为昨天的战士，往往规避费力的、艰苦的、长年的经济工作，规避这种需要坚韧不拔、经受严重考验、进行长期奋斗、具有严细而顽强的作风的经济工作，用“我们过去做过大事”这类话来敷衍搪塞。这些人使我想起了关于鹅的寓言。鹅夸口说，它们“拯救过罗马”。但农夫用竿子回答它们说：“别提你们的祖先了，你们做了些什么呢？(p.349-350)

    现在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在很长的时期内进行缓慢的、艰巨的、困难的经济工作，以便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变革总是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才能被消化。....，继伟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出现了另一项任务，我们必须理解到这项任务就是：必须消化这个变革，加以贯彻，而不是借口苏维埃制度不好、借口要改造这个制度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很多人喜欢任意改造一切，结果遭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难。....，问题不在于用迅速改组来改进机关工作，而在于需要消化这个政治改革，以达到更高的文化经济水平。问题就在这里。(p.351)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民事流转，这是新经济政策的要求，而这样就要求加强革命法制。....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就愈要缩小那些对阴谋者的袭击给予回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p.353)

    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
    新经济政策使无产阶级的状况、因而也使工会的状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政策上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比如说，现在不但容许而且还发展由国家调节的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而另一方面，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p.365-366)

    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即使这种调节十分成功，劳资之间阶级利益的对立无疑还是存在的。因此，今后工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无产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时从各方面全力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这项任务应当公开提到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工会的机构应当作相应的改组、改变或扩充，应当设立，或确切些说，应当着手设立罢工基金等等。(p.366)

    国营企业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同新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和密切的联系，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这种企业即使不会成为唯一的一种，也必定会是主要的一种。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等于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即资本主义的原则。由于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每个国营企业扭亏为盈，由于必然会产生本位利益和过于热中本位利益的现象，这样做难免造成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因此，即使在国营企业中，工会也义不容辞应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使之不受雇用他们的人侵犯。(p.366-367)

    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存在着阶级。....应当公开承认：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电气化还没有完成（哪怕是基本完成），只要小经济和市场统治的一切根子还没有因此而被铲除，阶级斗争就会存在，而且不可避免。因此，目前我们决不能放弃罢工斗争，不能在原则上同意实行用强制的国家调解代替罢工的法律。(p.367-368)

    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在暂时没有得到较先进国家的直接援助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p.372)

    只要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在整个社会制度中这些残余和社会主义幼芽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p.373)

    如果不能做到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勤恳工作、精通和热爱本行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同共产主义完全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p.374)

    在新经济政策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加强，加紧抵制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p.375-376)。

    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问题
    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之中了。(p.387)

    关于参加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问题
    在我们看来，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不过是参与同全世界反革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并非始终如一而在动摇不定的组织，而我们来商讨统一战线问题，是为了在群众的直接行动中达到可能达到的实际的一致和为了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整个立场在政治上是错误的.(p.403)

    关于反对战争的问题
    只有预先就有准备、久经考验并有严密的秘密组织的革命政党，才能有效地进行反战斗争，而且斗争的方法不是组织反战罢工，而是在交战的军队中建立革命支部，使它们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p.404)

    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
    我们过去承认和今后也要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有觉悟的工人，就是我们共产党员。因此，应当认为有些共产党员是毫无用处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理解国家概念和国家任务，根本不理解自己的任务是限制、制止、监督、当场抓住犯罪行办，是狠狠地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p.425)

    无情地（直至枪决）和迅速地惩办滥用新经济政策的人，而这正是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责。(p.426)

    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p.426)

    我们从沙皇俄国学到了最坏的东西，也就是简直要把我们窒息死的官僚主义和奥勃洛摩夫习气，可是高明的东西却没有学到手。(p.426)

    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性质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畴，而不是什么私人性质的东西。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如上所述，就是我们。因此必须：对“私法”关系更广泛地运用国家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通过一批示范性审判来经常地、坚持不懈地表明应当怎样动脑筋、花力气做这件事；通过党来抨击和撤换那些不学习这个本事和不愿理解这一点的革命法庭成员和人民审判员。(p.427)

    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
    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表报，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够使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成为“训练有素的”、“循规蹈矩的”资本主义，如果司法人民委员部不能用一批示范性审判证明它善于抓住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并且不是用罚款一两亿这样一种蠢得丢人的“共产党员的愚笨”办法，而是用判处枪决的办法来进行惩办，那么，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毫不中用，那时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要求中央撤换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负责工作人员。（p.428）

    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问题给政治局的信
    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定为：研究如何能够对一切私营企业无例外地都进行监督（事后监督），并废除一切与法律条文和工农劳动群众利益相抵触的合同和私人契约，从这一方面来充分保障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不要盲目抄袭资产阶级民法，而要按我们的法律的精神对它作一系列的限制，但不得妨碍经济或商业工作。(p.430-431)

    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的任务的决定草案
    我们不允许在我们与所有资产阶级国家之间有一个最高仲裁，因为争执是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进行的。(p.436-437)

    中央在把详细研究如何阐述和平主义纲领的任务交给代表团时，仅给予一般的指示：要尽量广泛地阐述这一纲领，以便加深国际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阵营同暴虐的资产阶级、侵略的资产阶级、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阵营之间的裂痕。(p.438)

    我们不做有损我国权利的事。(p.438)

    给库尔斯基的信并附对民法典草案的意见
    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但不能仅限于此（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迎合 欧洲而要在加强国家对“私法关系”和民事案件的干预方面有所突破。....应该做到这一点，这在我是很明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危险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而不是做“过了头”，这在我也是非常明确的。正是在热那亚会议召开以前，不能乱了步调，不能畏缩不前，不能放过扩大国家对“民事”关系的干预的任何一点可能。（p.444）

    政治家札记
    如果有些共产党员以为，不犯错误，不实行退却，不一再重做那还没有做成和做得不对的事情，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尤其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这样一桩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就必须说这样的共产党员肯定已经完蛋了。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一直保持着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准备再一次“从头开始”向最困难的任务进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p.450)

    俄国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斗争１５年（１９０３—１９１７年）的整个历史证明：总的说来，孟什维克是绝对不正确的，他们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俄国的三次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不排除另一个事实，即在个别场合孟什维克是对的而布尔什维克是错的,例如１９０７年在抵制斯托雷平杜马的问题上就是如此。(p.452)

    一方面，过分谨慎会犯错误；另一方面又不应忘记，如果只凭“热情”或只是挥舞小红旗而不冷静地考虑客观情况，那就会犯无法纠正的错误，就会在困难虽大但灭亡决非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遭到灭亡。(p.453)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p.453-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