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匪，“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时局却错综复杂。国民党起义部队本来就鱼龙混杂，就在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1949年9月28日，驻哈密的国民党官兵叛乱，四处抢劫烧杀，还抢走中央银行哈密分行库存的12箱金银，以及从兰州银行运来的500多公斤黄金。随后，国民党部队驻鄯善、吐鲁番等地的一些官兵也发生了残杀百姓、奸淫妇女的叛乱行为。1950年3月，已改编至王震麾下的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叛乱。这支部队原为国民党骑兵第五军，曾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叛乱时，共有17个连队2511名官兵，在迪化地区六个县市先后发动了七次武装叛乱，与新疆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乌斯满遥相呼应。

    乌斯满是哈萨克部落头领，又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同国民党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国民党特务贾尼木汗相互勾结。1950年3月，趁着各族群众还不太了解共产党，而解放军官兵又忙于大生产的时机，乌斯满等人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木垒、巴里坤、伊吾和迪化的南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匪徒连同被胁迫的民众一度达到4.5万人。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司令”，封尧乐博斯为未来的“哈密王”，妄图进行反扑。到1950年12月，这股叛匪杀害各族群众1175人，抢劫各类牲畜34万多头，粮食5300多石（当时1石约为100斤）。

    乌斯满不但是惯匪，还是美国的武装间谍。早在他发动叛乱前，1949年9月，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悄然离开迪化，跟乌斯满会合，共同谋划。

    面对叛军、惯匪、特务、境外势力相互勾结的嚣张气焰，王震果断决定派兵围剿。对骑兵第七师的叛乱，王震交给第十七师政委袁学凯去平叛。叛军很快被歼灭，其头目被击毙。对乌斯满势力，则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任总指挥，同时还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第六军军长罗元发任总指挥。这支剿匪部队以第十六师为主力，配备了41 辆装甲车、240辆汽车、一架侦察飞机等。王震的策略是，对这些土匪，能争取的要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然而，乌斯满熟悉地形，适应沙漠荒原气候，且善于骑射，不需要后勤供应。据参战老兵回忆，乌斯满势力比国民党还难对付，“架起机枪打也打不死几个”。此时，苏联方面表示愿意支援王震剿匪，因为乌斯满曾多次窜到苏联边境作乱，苏联深受其害。但王震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权衡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利弊之后，他答复苏联说：“请朋友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王震命剿匪部队兵分四路，日夜兼程进逼乌斯满的老巢红柳峡。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乌斯满对匪徒吹嘘：“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解放军害怕我们，不敢打了。凭我们熟练的骑术，精准的枪法，一定要和他们见个高低。”没想到，1950年4月15日早晨，解放军冒着风雪，突然杀入。乌斯满仓皇逃走。被他胁迫来的哈萨克牧民也丢下牲畜逃跑了。

    此时，王震执行了争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队，缴获的畜群一律不没收，要物归原主，被乌斯满胁迫的牧民回来后也一概不予追究，还要允许他们保留猎枪。这些政策使得哈萨克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渐渐明白：解放军不是乌斯满说的那样。他们陆续回来，四处流窜的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此后，经过100多次大小战斗，乌斯满等匪帮终于被剿灭。

    1951年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乌斯满的叛乱罪行，乌斯满被执行枪决。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剿匪战斗中，共毙伤土匪1083人，俘虏6983人，投诚627人，解放被胁迫的牧民3.1万多人，夺回牲畜17万多头。从此，新疆社会进入稳定期。

    对各族百姓，让耕者有其田

    剿匪完成后，安全形势虽然好了，但经济上百废待兴。新疆有的地方还存在农奴制残余。全疆地主每人占有土地相当于中农的七倍、贫农的11倍、雇农的120倍，贫困和被虐待是新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王震决定从减租反霸入手，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

    1951年7月，在迪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王震提出减租反霸的许多细则，“对于两种民族形成租佃关系的地区，减租时，一般应采取双方协商的办法进行，不应采取斗争方式，以免引起民族间的仇视”；“对于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应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但在执行中……群众要求减则减之，愿少减者则可少减，不愿减者可暂不减”。

    在减租反霸的过程中，王震心很细，把13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考虑到了。比如，他和群众见面，依习惯握手问候；到群众家里时，听从主人的招待，不在水渠里洗脸洗衣服，不甩手除水，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说本地民族忌讳的话；他还要求土改工作组努力学
习维吾尔族语言，不干涉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经过种种努力，新疆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顺利进行。1953 年底，全疆九个专区、57个县约400 万人口完成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对共产党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一些农民在清真寺做乃玛孜（伊斯兰教礼拜）时也为“救星共产党、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军”祈祷。当时哈密的农民说：“把天下的树变成笔，天下的河变成墨，即使天下人都会写，也写不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兴修水渠，用爬犁拉石头

    发展农业就必须兴修水利，尤其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每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有些地方甚至终年无雨。新疆的很多地方本是汉代屯垦的沃野，但岁月沧桑，都变成一片茫茫沙漠。所以，找水、兴修水利工程成为王震主抓的大事。

    兴修水利需要专家。1949年，王震抵达迪化没几天，就约见了水利专家王鹤亭。1944年，军阀盛世才主政新疆时，王鹤亭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带领水利勘测队来到新疆，担任新疆水利局第一任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仍担任水利局局长。

    但是，1951年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后，有人检举王鹤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利用职权贪污了若干两黄金，这使得王鹤亭坐卧不安。对此，王震非常慎重，他亲自登门向王鹤亭了解情况。王鹤亭深受感动，热泪滚滚：“我向司令员（王震）保证，贪污黄金的事情我连影子也不知道。”为了减轻王鹤亭的压力，王震把他调到了石河子荒原去工作，直到查明检举缺乏事实根据后，才派人把他接回来。王鹤亭再见到王震时，王震只是问他开垦石河子的事情，只字不提黄金的事，这让王鹤亭再度落泪。从此，在天山南北的高山上、大漠里，都留下了这位水利专家的身影。

1951年5月，王震在库尔勒十八团大渠放水典礼上，兴奋地跳进水渠中

    另一名修渠的老工程师樊宝云也被王震深深感动。1947 年，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迪化修建了一条43 公里长的和平渠，但由于工程质量差，渗漏严重，无法满足下游垦荒的需要。王震很重视和平渠，想让驻守迪化的第十七师把和平渠整修成70 公里长、防渗漏的大水渠。于是，他请老工程师樊宝云来设计。樊宝云犯了难：修这条渠，光两岸的干砌片石就需7000 方（立方米），一方若按3000 斤计算，用100 辆汽车也得运一个月，当时新疆军队没几辆汽车，根本行不通。樊宝云把困难跟王震一说，王震哈哈大笑：“咱们没汽车，可有‘拖拉机’嘛！五天之后，请你看‘拖拉机’吧！”

    王震口中的“拖拉机”就是爬犁。仅十几天时间，第四十九团就制造了1400多架爬犁。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迪化三甬碑至红山嘴之间20多公里的雪路上人山人海，人们往爬犁上装石头，在雪路上奔跑。而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穿着旧棉军衣的王震。他和大伙一起拉石头，干劲十足。有了王震的带头作用，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上阵，不到几天工夫，他们拉运的石头已堆积如山。

    樊宝云被深深感动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王震司令员提出用人力拉石头，我口不说心里却想，简直是笑话。嘿！事实和我想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营长、团长、师长，乃至军长、司令员、政委，都同战士一起拉石头，这是天下的大奇迹！”靠着官兵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到1950年底，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各地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1235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

    搞水利建设难免损伤底层民众的利益。王震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对各族底层民众充满感情。军队在修建库尔勒十八团大渠时，按设计，渠道本来要穿过一户维吾尔族群众家的院子，但因为有一些果树，这家人始终不愿意搬迁。王震知道后说：“部队搞生产绝对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尤其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最终，渠道改线，绕过这户人家，但承诺修好后仍然给这家人供水。此事一传开，少数民族群众都说：“解放军亚克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