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她们从事生产的方针。正是因为把妓女当成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

    以上海为例。旧中国的上海滩是名副其实的风月场。1949年11月，上海市委决定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封闭全市72家残存妓院，逮捕334名妓院主、老鸨、龟头，分别移送法院审判。收容的515名妓女（公娼、私娼）全部送市妇女教养所教育改造，从此张灯挂牌的妓院不复存在，沿街拉客的暗娼显著减少。1952年起，人民政府采取突击和经常收容相结合办法，发现一个收容一个，至1958年初，妇女教养所共收容改造妓女7000余名，基本上消除了娼妓。

    砸碎一个旧世界容易和痛快，共产党在这点上和历代农民起义似乎差别并不大。然而，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方面，这个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政党则完全显示出了不同和先进之处。

    娼妓消灭了，以前从业的女性要生活，要工作，要有出路。并且，旧时的工作遗留给她们的还有折磨人的病痛，以及心理上的自卑感，这些都需要新社会的建设者去面对。

    在上海妇女教养所，高达95％以上的妓女都患有性病。为解除她们的痛苦，彻底根治性病，1952年，上海市卫生局在教养所内设立诊疗所，动员本市10个医疗单位，邀请19名专家共同为她们治疗。当时医治性病的主要药物盘尼西林（青霉素）国内还不能生产，全靠进口，价格昂贵。陈毅了解后，立即指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她们的病治好，一要给治病，二治好后要给工作，三是参加工作后要照顾她们的婚姻问题。经过几年努力，至1957年底，政府耗资18万元为收容入院妓女治愈性病，使她们恢复了健康。

    为调动教养对象自觉改造的积极性，教养所建立每月两次的家属接待制度。教养所还建立一整套民主管理制度和集体生活制度，组织乐队、歌咏队、戏剧队自编自演文娱节目，丰富妇女们的业余和节日生活。

    组织劳动生产，培植自食其力的劳动能力，这点是改造的关键。1952 年6 月，教养所办起了毛巾、织袜、缝纫、药棉等工场，根据收容人员的健康状况和劳动能力，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当她们用自己双手劳动领到的第一次工资时，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7月，妇女教养所成立审查处理小组，集中对教育改造表现较好的2431名妓女进行审定，凡治好性病，出所后不再重操旧业，树立劳动观念，自食其力的，分批安置就业。到1953年底，共安置1171人，其中76人介绍到棉纺织厂工作。由于被收容妓女陆续出所就业，改变了留所人员一度存在的改造遥遥无期的消极情绪，增强了努力改造，争取早日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

    1955年，964名改造好的妓女赴新疆参加工矿、农场、机关、学校、服务行业等建设。至1958年，全市7000余名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全部安置就业，各得其所。200多名年老无依，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家可归的送救济机构或养老院供养。由于这些人都有一段辛酸的生活经历和强烈的翻身感，踏上工作岗位后大多表现积极，有的成为农业战线上的能手，有的成为工业先进生产者和三八红旗手。

    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可谓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造旧世界的一面旗帜。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最后胜利，消灭了千年的娼妓制度。必须强调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她们从事生产，培训她们劳动技能的方针，还免费给她们治病，唤醒她们的自觉，转变其思想，使之成为健康的、靠劳动吃饭的人。正是因为新中国把妓女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

    劳动参与撑起半边天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解放”，“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化的劳动、参与建立“现代化大工业”根基的一个高潮，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1952 年，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女职工不过60 万，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有58.2 万（占登记就业人员的41.4%）。当时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还很有限，所谓国家统包统分还谈不上，妇女的就业愿望也远不能都实现。 1958-1960 年间，大规模的招工不仅使农民有进城工作的机会，也使不少家庭妇女得以参加社会工作。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女职工从1957 年的328.6 万一下子增至1960 年的1008.7 万，增长了206.7% ！而同期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个职工增长幅度是90.2%，女性这一超常增长较大地改变了城镇职工的性别结构，使全民职工中女性的比例从1957 年的13.4%提高到20.0%。

    这一时期，不仅女性参与到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中的数量在迅速增长，参与面也大为拓宽。作为50 年代的“新人新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三八女子测量队”，第一个女炼钢炉长、女瓦工、女拖拉机手等。“什么事情都能干，什么事情都能干好”是概括今天中国妇女的形象的最恰当的两句话。”

    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市中在全民所有制下的充分就业，使中国妇女基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地位。从女性就业的统计数字看，新中国前30 年女性的社会参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女性就业人数只占妇女总数的0.22％，1949 年全国只有女职工60余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而1978 年女职工为3128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在农村，妇女出工率达90% 以上。山东省城武县西洼农业合作社中的一位社员王凤云，过去经常受家婆、丈夫的虐打，但她积极参与劳动后，给家庭增加了收入，家人对她尊敬起来，婆婆更说“一样劳动、一样吃饭，以后谁也不兴欺负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