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北京）高峰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图为作者在会上发言

    2013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国农业合作社首届（北京）高峰论坛”在北京万寿庄宾馆举行。论坛组委会副秘书长邱锋发言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6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经过曲折坎坷，何时进入坦途，不仅是九亿农村人口关心的切身利益，也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关心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的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是空前高涨的。但经过几年的时间，农村很快就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些有劳动力和牲口的农户，在耕种能力上比较强，可那些老弱病孤寡的家庭虽然得到了土地，但依然很贫困，生活压力逼迫他们将分到的廉价租给别人耕作，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私自买卖土地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贫困户自发合作起来，利用人心齐的热情，由互助组到合作社，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央看到了农民合作的好处。一些合作社对土地投入大，人心齐，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使粮食产量超过了单干户。由此，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出现高潮，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化。1957年冬和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因此，一个更大范围的农民合作形式，从合作联队到联社，办大社开始在全国蔓延了。于是，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的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74 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逐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克服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要解决国人的吃饭问题，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有强有力的合作化、组织化，单干是不能长久的，人的力气要往一块使，集体的力量大。事实证明，至今坚持走集体化、合作化的村镇，其总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远高于分田单干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建立乡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机构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遂告解体。1984年底，全国农村完成了由社到乡的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一刀切地结束了人民公社。目前，全国乡镇合计41636个。

    根据媒体报道，一份研究资料表明：尽管市场经济己融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细胞，但全国仍在坚定地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约有7000多个，其中河南南街村、天津大邱庄、江苏华西村等部分村庄，还创造了辉煌。还有一些乡村，尽管没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仍坚持选择走集体的路子，某些“人民公社”的模式被延续至今。

    在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村民回忆说：“1982年，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是农村的主要形式。不过，我们周家庄集体经济基础比较好，开会讨论是否要分地的时候，绝大多数社员都不愿分地到户。”乡党委副书记王月双说：“周家庄人民公社成立于1958年，1983年就改为周家庄乡了，自从1953年周家庄实行的就是能够调动每个人劳动积极性的按劳分配的‘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这不同于一般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根据周家庄合作社的规定，每个不参加农业或工业集体劳动的社员，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因为他们还享受合作社的各种福利。具体数额为男性每年交1500元，女性每年交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的免交）。事实上，周家庄人民公社在1983年改为周家庄乡后，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收入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变动，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活力。2006年，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48678 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晋州市最高的5609元，财政收入也是全晋州市第一。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乡里的大多数干部也都不愿意外界把周家庄乡称为“人民公社”。

    在陕西西安市户县余下镇后寨村，改革开放之初，仍坚持走集体的路子。全村现有八个生产队（即组）352户、1305人（其中适龄劳力840人），村子里1200亩土地被集体耕种，几家企业也是集体经营，“人民公社”的模式被延续至今。后寨村用集体的力量，追求共同富裕的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着，力图让每一个社员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寨村并不排斥那些不愿走集体道路的人，他们是一方面“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路，另一方面也鼓
励能人外出单干。事实上个体经济在后寨村占的比例已越来越大。全村有个体运输户80余户，占全村总户数近23%，各类运输车达100余辆，为集体企业搞配套服务。有个体玻璃厂五个、基建队三个、商店五个。在后寨村的土地上是共富与先富并存。后寨村现有玻璃厂、发电厂、预制板厂等六个企业，全村固定资产3800余万，年工业总产值6000多万，缴纳税金300多。在户县后寨村是排在前十名的富裕村，而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社员及老人福利待遇，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也是全县各村庄中最好的！该村光荣当选为“全国文明村”、“省级小康村”。

    在湖北省汽车城十堰市茅箭区繁华的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仍沿袭着共同劳作、平均分配的“公社化”模式，村民每天集体劳作，由会计记工分，年底统一领取劳动收入。不仅如此，这里的村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和养老保险，社员到了60岁则一律“退休”按月领取生活补贴，村委会的重要决策需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表决通过。该村有农户175户，村民342人。一、二组实行大集体记工分生产方式，三组则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制度。据介绍，从人民公社大集体开始到现在，二组一直是集体劳动。公社社员年终凭工分累计总数结算报酬。去年，他们组种菜、种果树、养猪这部分的收入达到了近20万元，再加上村集体的资产收益，达到了近30万元。当年共有19个“社员”参加组上的集体劳动，总工分为24249分，总折款14.5494万元。

    在遥远的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一直沿用着人民公社时代的工分制，集体放牧，用工分制管理日常。牛羊都是乡政府买的，牧民只要保质保量放牧就能得到工分。每年乡政府组织卖牛羊，收入全部分配给牧民，乡政府干部由上级拨款发放工资。他们牛羊的存栏量基本是固定的，据说这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嘎措乡已经是国家自然保护区了。他们的牧民的年收入在四五千元以上，是当地最高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牧民早已告别了游牧生活。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当地的牧民认识到只有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发展。人类集体的力量更多是在与自然界的抗争中体现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中山市南萌镇崖口村，在“改革”的年代里，却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并延续至今。有人说，这是珠江三角洲最后的“人民公社”。它坐落在伶仃洋畔，临海远望，香港的大屿岛和澳门、深圳的高楼大厦清晰可见。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与崖口比肩而邻。

    就在这个沐浴了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地方，就在这个历经30年改革开放，己与世界经济紧紧联在一起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个村庄至今仍奉行“人民公社” 制度，“ 工分”、“ 口粮”、“供销社”、“生资部”是活跃在这个村庄的常用词汇。

    对于崖口村，除了2002年以来广东省内媒体有零星报道，人们很难再查到关于它的信息。这些报道几乎不约而同地给它戴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符号化的表现体制性落后的帽子。

    走在崖口村水泥铺成的村道上，一张张贴在墙壁上的广告不时蹿入眼帘，一辆辆小汽车缓缓驶过；初夏的海风不时从平滑如毯的3000多亩稻田上吹来。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村庄古老建筑的屋顶和新建筑混合，被绿色的田野和数万亩的围垦土地包围着，在阳光下鲜亮夺目。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己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部分建起工厂），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成为崖口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将这笔收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低调地实施着“人民公社”制度。如今崖口集体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补充，以及民主决议程序的坚持执行，正闪烁着科学与和谐的光芒。